假使是一个有高才大度，又无所不通的人，而又能不求仕进，那才是可贵的。

    像我这样经常生病，想远离世事以求保全自己余年的人，正好缺少上面所的那种高尚品质，怎么能够看到宦官而称赞他是守贞节的人呢！倘使急于要我跟您一同去做官，想把我招去，经常在一起欢聚，一旦来逼迫我，我一定会发疯的。

    若不是有深仇大恨，我想是不会到此地步的。

    山野里的人以太阳晒背为最愉快的事，以芹菜为最美的食物，因此想把它献给君主，虽然出于一片至诚，但却太不切合实际了。

    希望您不要像他们那样。我的意思就是上面所的，写这封信既是为了向您把事情清楚，并且也是向您告别。嵇康谨启。”

    书信全篇都是在自己的缺点，自己与官场和世俗格格不入，想要断绝山涛召自己入仕的想法，思路清晰，理由充分，但很多人还是不解，为什么有人要提拔自己做官，自己却要百般推辞呢？难道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吗？有这些疑问实属正常，但只要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能了解嵇康人格的高贵和他坚守的忠心。

    景元年间（三国末期，魏元帝曹奂的第一个年号），司马昭继兄司马师为大将军，专揽国政，在他当权期间，广纳贤士为之效力，作为当时名噪一时的士族阶层代表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等人自然而然成了司马昭的首选目标。

    事实上，早在司马师执政时期，山涛就被举为秀才，累迁礼部尚书郎，而嵇康早年官拜郎中，授中散大夫，司马氏掌权后，隐居不仕，甚至一度拒绝出仕。

    大家都知道，“竹林七贤”在当时来绝对是宇宙级别的天团，这样的天团自然会成为政治集团争夺的目标，不太可能保持中立。

    很快，司马昭要拉拢“竹林七贤”的消息就传到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等人的耳朵里，这些自命为大名士的人自然是不屑于司马昭的拉拢。一来他们中的部分人都做过曹魏的官，如果司马氏一掌权就向权贵靠拢，那将大大地损坏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节；二来这些大名士一向都自命不凡，自然不会和司马昭这样的人同流合污。

    这群大名士一方面要保住自己的名节，一方面又不能得罪权贵，毕竟命也很重要，怎么办呢？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几人一合计，得，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那我们干脆就隐居山林，每天喝喝酒，嗑嗑药，打打铁，写写诗，弹弹琴，就这样快意人生，岂不痛哉？于是一幅让人啼笑皆非的画面便诞生了：一群壮汉喝过酒，嗑完药之后在山林之中狂奔不止，偶尔会像原始人一样大吼大叫，偶尔也会聚集在一起将烧得红通通的铁块砸得‘当当当’直响，偶尔还会将身上的衣服剥个精光，一群人光着身子在太阳底下抓虱子，然后将虱子捏在里掐死，一时之间，噼噼啪啪的声音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