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活下去。

    他在林间奔跑，黑黢黢的影子像一团团沼泽，在惨白的月光下张开不怀好意的嘴巴。风呼啸着，林间的女妖穿着白袍，随着风声时隐时现。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就要被追上了，就要被追上了！他奋力向前跑去，却跌入了影子的陷阱，缓缓沉没。

    一个声音在呼唤他，急切、恐慌、愤怒……嗡嗡地响成一团。

    “不许、不许用那个肮脏的名字叫我。”他咒骂着，绝望地闭上眼睛。

    一般来，亚历山大·海因茨·弗里德里希·冯·施瓦伯格五点钟准时起床。但是今天，他直到五点半才走出卧室。突如其来的冷空气带来寒风，刮刀似的刮过玻璃——那是种恶心的动静，极度令人不快。冬天就要来临，施瓦伯格走出他临时的居所，天际阴沉沉的，也许会下一场雪，或夹着冰粒的冻雨。他确认自己带了雨伞。

    很少有人发自内心地热爱工作，施瓦伯格先生可以算作一个特例。他喜欢上班，文件、会议、图纸……都让他精神焕发。他当然知道那些懒惰的工人管他叫什么——“吸血鬼”——他们应该把创造性的思维应用在工作上，而非抱怨。施瓦伯格来到公司总部的第一个礼拜就重新制定了标准，这下他的名声肯定愈发糟糕，但他完全不在乎。

    七点钟，施瓦伯格准时开始工作。除非世界末日，他不会轻易改动自己的时间表。不过，这个礼拜一对他而言格外新鲜，因为他找到了新的乐趣。差五分十点，施瓦伯格对着镜子整理了衣襟和头发，左右看了看，这才走回办公桌前，刚坐下，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同时鸣响的还有落地钟，不多不少，整十点。

    “请进。”施瓦伯格。

    门开了，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走了进来。这就是施瓦伯格的新乐趣——卡尔·冯·昆尼西，他轻轻关上门，有些拘谨地站在离办公桌一米的位置，英俊的面孔毫无表情，看起来更像默片里的人物。

    “早上好，施瓦伯格先生。”昆尼西开口了，工作帽下露出几缕金发。

    “请坐。”施瓦伯格比个手势，露出一个微笑，“叫我阿历克斯吧，卡尔。”

    施瓦伯格在到总部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昆尼西。那是个上午，比今天要明亮得多。深秋的阳光金灿灿地落在昆尼西的头发上，他站在一群人中间，摘下帽子，从衣兜里取出手帕擦了擦额头，随即又把帽子戴了回去。一个工人叽里咕噜地连比带划，昆尼西一边听一边点头，在工作簿上记录着什么。

    “那是谁？”施瓦伯格问，“他负责哪方面？”

    “卡尔·冯·昆尼西。”陪同的威廉·克伦茨，“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这么年轻？”施瓦伯格盯着那个又高又瘦的身影，想起方才那头耀眼的金色头发。昆尼西有双蓝眼睛，可能感受到了注视，他转过头，朝施瓦伯格这边看过来，不过他也就冲克伦茨冷淡地点点头，便继续专心地注视着那名工人。

    “其实不年轻啦。”克伦茨咕哝，“他不怎么爱话。”

    “咱们德国人都不怎么爱话。”施瓦伯格，“沉默是种优秀的品质。”

    但昆尼西似乎沉默过了头。他不擅交际，连食堂都不太爱去，不是窝在办公室，就是在车间里。克伦茨抱怨昆尼西实在有些“眼高于顶”，“毕竟他在战前就是大学生……还念过硕士……”

    “那他高傲一些自有道理。”施瓦伯格继续向前走，“我最讨厌跟工会乱交道的家伙，好好工作才是第一位的。”

    克伦茨笑了笑。这人又矮又胖，活像只大号的老鼠。到了中午，克伦茨给施瓦伯格带来几分档案，都是他点名要的，其中便包括昆尼西。施瓦伯格喝着咖啡开文件夹，证件照里的昆尼西表情倒是比较柔和，嘴角微微翘起，似乎拍照者正竭力讲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

    他的履历非常简单，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在慕尼黑本地。他应该出身优渥，从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就能窥得一二。1944年，大学毕业后不久，昆尼西入伍参军，驻守莱茵河畔的某个镇。施瓦伯格用拇指擦拭“1944”这个数字。1945年7月，昆尼西被盟军释放，回到慕尼黑——运气简直不能再好了，施瓦伯格冷笑，这真是位被上帝优待的幸运儿。

    幸运儿回到老家，没几个月就进了这家公司。中间他去法国读了两年书，毕业后回了老东家，从此便安安稳稳地待着，按部就班地升迁。施瓦伯格盯着那张证件照，1944年……1945年……纸面上的数字毫无感情色彩，一年一年时间过得飞快，如今回望过去，只有深陷其中的人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过什么，即将发生什么。

    “你做得不错，”施瓦伯格拿出那份档案，开，“但对于你的年纪而言，你的位置也太低了吧？”

    昆尼西眨了下那双蓝眼睛。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带着一种生活舒适才能造就出的天真和迟钝。只有克伦茨那类傻瓜才会把这种特质随意解读为“高傲”。幸运儿，施瓦伯格低头看了眼简历，1944年，1945年，“……你结婚了吗？”

    这次，幸运儿回答了，“……没有。”

    “难怪，”施瓦伯格合上文件夹，“没结婚的男人总是缺乏进取心。”

    昆尼西抿起嘴，一个奇怪的弧度。像是笑，又不太像笑。

    “你可得努努力，”施瓦伯格冷淡地抽出一叠文件，“你这份报告写得很差——不要以为公司不会裁掉你。现在就改——坐到那边去，注意用词和格式，还有标点符号，一个都不能错。”

    “阿廖沙，阿廖沙！”

    门通地一声撞开，卷进一股寒风。阿列克谢·伊万诺夫大踏步走进来，靴子沉重地砸在地板上，一个又一个鞋印，挂着湿漉漉的泥巴。“我回来啦！你这个家伙……”

    阿廖沙坐在铁炉旁，专心致志地烧那锅土豆。“他妈的，见了我也不会笑笑，你这个死硬纳粹分子。”伊万诺夫一屁股坐到床上，活像头冬天的熊。他脱掉厚重的大衣，露出毛线衫。“我的袖子坏了，”伊万诺夫举起胳膊，袖口那有个线头，“你看，你看，露了个窟窿！可能是在火车上挂到了钉子。喂，看看我，坏家伙——阿廖沙！”

    “我会……把洞补上的。”阿廖沙，用长柄杓搅拌那锅土豆，“好了，可以吃了。”

    伊万诺夫喜滋滋地坐到屋子正中的桌旁，看着阿廖沙忙活。“你这个假娘们越来越像真娘们啦！除了不能下崽子，你啥都能干。看来我对你的改造挺管用。”他愉快地哼起了歌儿，呼噜噜地大吃起来。阿廖沙回到铁炉边，捧着他的那份。已经很不错了，窗外西伯利亚的永夜似乎永远不会散去，他得活着，努力活下去……

    虽然，不定明天他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