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禀君上”

    蔡京徐徐起身，早已准备多时的他，很快压下紧张感，缓缓开口道：“此等臣子所为，恐为再立霜台！”

    李彦眉头扬起，语气中透出满意：“不愧是蔡相，所言一针见血。”

    霜台就是御史台，御史职司弹劾，为风霜之任，故称“霜台”，而如今燕廷里面，是没有御史台的。

    他设立中书省和都督府，一文一武，与赵宋相比，恰恰缺少了这个重要的监督构。

    这点遭到了不少士大夫的诟病，暗地里议论百官妄为，我行我素，尤其是那些早年跟随燕王的功臣。

    但实际上，这群人忽略了，或者有意忽略了，朝廷是有监察构的。

    如都督府辖下的督查部，就是详查各军，吏部稽勋考功两司，也是严格记录官员表现。

    两者互相监察，同时接受对方的督查。

    只是这些部门终究没有独立出来，形成一个地位显赫的构。

    所以此番燕廷出兵，确实是为求时，不宣而战，抓到这么个好会，舆论声势自然造了起来。

    蔡京不去争论此言对错，更不会仅仅局限于文武，而是道出背后深层次的目的，展现出了宰相应有的格局，又凝声道：“言官一职关系重大，不可轻定，君上有意前朝弊政，更当慎之又慎！”

    李彦道：“依蔡相之言，前朝言官有何弊政？”

    两人交谈之际，起居郎正在不远处奋笔疾书，将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日后会编着为太祖的起居注。

    听到这一问时，起居郎的笔尖轻轻一颤，马上知道这段对话不仅关乎到御史台的重立，更会影响言官接下来的权力与声名，立刻全神贯注，不敢错漏一个字。

    蔡京也知道，自己真敢讲出言官的坏话，后世在文官笔下就难以留下什么好名声了，但他同样清楚，想要坐稳宰执之位，就要配合御案后的这位天下至尊，将其想又不好明的话道出：

    “御史制度，古来有之，掌记朝廷动静，纠弹百官朝仪，毋惮大吏，毋询私交，位卑而权重。”

    “然据唐制，御史言事需先上报御史台，方可奏报，直到前朝仁宗时，中丞刘子仪定规，御史不需上报，直接向天子上奏，又有闻风弹事，由此不可收拾”

    “台谏言官每每听闻高官要员的传言，不详加调查，先行弹劾，专务阴私莫辩之事，加以中伤，两府重臣不敢得罪，因此升官尤其迅速，此等沽名邀誉，亦无监督，自是气焰嚣张，无所顾忌。”

    “仁宗见之，定奏事范围为‘不忠、不正、不孝、不义’，却终难遏制，以致于朝政官员‘闻事莫，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之言，行政迟缓，人人自保。”

    “君上革鼎弊政，自当引以为鉴，不可令御史台再复前朝之势！”

    起居郎一丝不苟的记录，心中暗暗惊骇，这位宰相是真的敢言语啊，而君上没有丝毫驳斥，看来对于言官的印象也着实不好，御史台危矣

    李彦其实很平静。

    蔡京的这些坏处，确实是他想又不好明言的，但赵宋御史言官的优点，同样不可否认，比如对权臣、对外戚、对宦官，进行了强有力的压制，更能对天子进行一定权力的约束。

    宋仁宗就愿意接受言官的约束，他是一位没有能力，但很有数的皇帝，有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其实不容易，毕竟拥有主宰天下的权力，很少有人能做到自知之明，所以皇帝位置上多的是眼高低之辈。

    仁宗能虚心纳谏，唾面自干，执政期间又是天灾频频，西夏崛起的年代，能平稳地将政权交托下去，就是合格的皇帝，当然坐拥那么多名臣良将，却什么大的成就都没达成，终究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不过御史台确实是在仁宗朝彻底崛起的。

    其实御史在许多皇帝眼里，是充当耳目的帮，更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

    毕竟上到中央各品级官员，下到地方大员，都会被御史台的阴影笼罩，“宰相而下畏之”，只要稍有不慎，哪怕没有证据，言官们都可以上奏弹劾。

    在这样的风气下，天子可以利用御史，光明正大地给臣子打板子，平衡朝局。

    所以在权力架构里面，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产物，李彦想要改变的是风气，而不是真的将御史抹掉，那同样会出大乱子。

    蔡京也很清楚，御史台只会遭到压制，不可能不复存在，而作为宰执，不能一味只问题，也该提出解决问题之法。

    他熟练地从腰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奏本：“御史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定当详规，臣初拟监纪九款，请君上过目。”

    李彦好奇地看了看这位的腰间，猜测里面还有几份奏本，等到内侍将奏本呈上，展开后细细一看，顿时赞道：“好！”

    相比起吴用的僧侣考选详规，蔡京的监纪九款更加成熟，开篇第一条就很不错：“御史出身，不限进士，三十以上者，方许赴吏部考选授职，务得公明廉重，老成历练，不许新进初仕任用。”

    这是保证当御史的人选有足够的阅历，而不仅仅是看重文名清誉，有理有据，十分重要。

    紧接着第二条，同样是直中要害：“纠举之事，须明着年月，指陈实迹，明白具奏，若挟私搜求细事及纠言不实者，当记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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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就是不再允许“风闻奏事”“闻风弹事”，谏官不再可以根据道听途来参奏大臣，要拿出一定的实证出来，同时记下功过，使之不再肆无忌惮。

    如此难保不会有消极怠工，所以第三条就来了：“御史当各举其职，有知善不举，见恶不拿者，降罚贬迁。”

    御史人数稀少，不能让尸位素餐之位久居，一旦没办法做好弹劾工作的，立刻去职，让更有能力的官员担任。

    也难保不会有御史一心为公，却被有心人迷惑，加以针对，第四条考虑的正是这点：“御史考试除授，兼刑断之能，优先录用。”

    御史也要考试，并且以刑部有经验者，优先录用，这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加掌握奏事的准确度，不被奸人蒙蔽。

    

    蔡京的执政能力确实没话，李彦一条条看下去，发现如此改革之后，御史言官的定位更加清晰，职能也更加明确，当然也更难当。

    不过言官本就是一条官场捷径，既然想要通过弹劾天子，纠错百官来火速升官，就要有相应的能力与担当，不可能便宜事都占尽。

    所以李彦满意地放下奏本：“此实作事，行修于躬，御史台第一任长官，蔡相可有人选？”

    这本来是习惯性一问，毕竟人家拿出监纪九款，自有举贤之能。

    换成以往，蔡京会推辞，但这回他目光微动，开口道：“臣举荐公孙尚书，为御史台长官。”

    李彦有些诧异：“哦？”

    蔡京道：“公孙尚书昔年为判官，为人刚正不阿，擅断刑事，又曾遭前朝御史弹劾非议，深知其利害，久未归刑部，今刑部已有章程，若迁御史台，更尽其责！”

    李彦看了这位宰相一眼，嘴角微扬：“准奏！”

    

    “荒谬！荒谬！公孙昭岂可为御史之首！！”

    相比起前朝，宫内消息京师满天飞，燕京的街头巷尾，很少传闻王宫内的逸闻，但有关御史台的成立和长官之选，还是以最快速度传到了有心人的耳中。

    一时间，群情激奋。

    此事其实相当敏感，如果蔡京胆敢阻挠，那指不定有书生去王宫请命，痛斥“蔡贼奸佞，闭塞圣听”。

    但现在蔡京把前朝御史一通骂，又拿出监纪九款，最后还举荐公孙昭为御史台长官，就把这群士大夫恶心坏了。

    关键是目的没达成。

    他们为什么执着于御史？

    不光是为了广开言路，而是想要旁敲侧击，士大夫的地位到底有没有改变。

    明眼人不止是蔡京、李格非等人，不少士大夫冷眼旁观，总觉得这位燕王在文武方面会有倾向。

    毕竟五代武人乱政，宋朝引以为鉴，崇文抑武，使得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直线提升，彻底凌驾于武人之上。

    那么从燕朝的角度上，前宋文人的党争乱政，也可以是亡国的根源之一，宋末帝的谥号是“禧”还是“厉”，保守激进两派，至今没有争出个所以然来，士大夫也怕地位受到打压。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御史台的成立于否，由谁任职，背后的政治含义就很大了。

    结果得到这般结果

    “任公之子来了！任公之子来了！”

    一座府邸中，正当众人激愤探讨，突然传来通报。

    公孙昭当年与任伯雨的恩怨，众人还记在心中，其子在通缉告示前为父争名，竟被暴民打死，如今听得任伯雨的后人前来，纷纷起身相迎。

    就见一位书生双托着任伯雨的牌位，仍旧披麻戴孝，入堂后直直拜下，一句话让周遭齐齐变色：

    “先公枉死，恶贼逍遥，今任申先祷告上苍，盼恶贼战死辽东，不得归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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