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9年），曹操亲率大军从汉中撤往长安。

    刘备大将关羽趁着襄、樊兵力空虚之际，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

    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

    八月，汉水流域因为天降暴雨而发生了“汉水溢流，害民人”的自然灾害。

    关羽趁乘大船进攻，擒于禁，斩庞德，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

    彼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池被水淹没，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

    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

    九月，相国西曹掾魏讽谋袭邺城，事泄被杀，相国钟繇也受牵连被免官。

    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且他早有攻取荆州之心。

    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

    曹操接到书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

    自己进至摩陂，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

    经过恶战，关羽败走。

    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

    关羽撤往益州，途中为孙权军擒杀，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到洛阳。

    至此，襄樊战役结束。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

    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取代汉朝自称大魏皇帝。

    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这个儿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嘛！”

    曹操下群臣乘向曹操劝进。

    曹操：“如果天命在我，我做周文王足矣。”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

    同月庚子日（3月5日），病逝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谥号为武王。

    他临死前留下遗令，根据曹操的遗嘱，他于二月丁卯日（4月日）被安葬于邺城西郊的高陵。

    曹操死后，其子曹丕袭封丞相、魏王官爵。

    黄初元年十月辛未日（220年2月日），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改汉为魏。

    于同年十一月癸酉日（2月3日），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崇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

    另一方面，他在治国上强调以法治国。

    在当世战乱之下，要拨乱反正，只能采用刑法之治。

    曹操主张执法如山，强调法不阿贵。

    他，法令“设而不犯，犯而必诛”，要求严格法令规章，赏罚分明，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曹操重视执法者的人选和执法者以身作则的作用，认为这是贯彻法令、实行法治的保证。

    为此，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

    在人事管理上，曹操主张唯才是举，这是曹操政治思想独具特色的地方。

    在汉末选官偏重门第、不问才德的情况下，他主张突破门阀界限，实行唯才是举。

    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要建功立业，只有靠人的智慧和才能，“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他重视人的才能，鄙视德行礼教，认为遵守封建礼教的人不一定有开创事业的能力，有开创事业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礼教，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故而力主起用那些果敢英勇临阵力战之士，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异质的人和“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

    并且明令要求下属“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不拘一格选官用人。

    ()(e)　　曹操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他们任用“清正之士”，“务以俭率人”，使得天下士人“莫不以廉节自励”，即使是权贵宠臣，“舆服不敢过度”。

    以上变化，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风气的转变。

    曹操的政治思想符合时代的需求，在统一、平定北方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主张的法治和唯才是举是对于汉代德化、孝治四百年传统的对抗和否定，在政治思想界引发讨论，对于后世人事管理思想的影响颇为深远。

    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著作，自著兵书十余万言（即孟德新书）。

    “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又集录诸家兵法，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

    他撰写的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

    其著述大都亡佚，从其孙子注和存世的军事文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可窥见其军事思想。

    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

    不能像春秋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

    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

    他强调“兵以义动”，“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

    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

    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

    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

    曹操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

    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在治军思想上，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认为“礼不可治兵”，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军。

    他针对汉末为政失之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

    他“揽申、商之法术”，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如军令步战令船战令论吏士行能令败军抵罪令等，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

    为保证法规的实行，曹操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

    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告诫诸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

    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

    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曹操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

    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

    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

    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

    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

    他们后皆战功卓著，成为名将。

    还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

    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

    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

    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

    对有过失的“贤”才，曹操往往任用如初。

    他还注意集众人之智指导战争，在兖州、官渡、邺城、当阳、渭南、襄樊等重大战事中，均听取和采纳将士的意见。

    为尽其才，他倡导广开言路之风，征柳城乌桓得胜回师，还重赏曾劝阻他出征的人。

    在谋略思想上，曹操认为：“欲攻敌，必先谋。”

    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所以他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

    ()(e)　　曹操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显示出其军事思想中求实、尚变的两大特点。

    他推崇孙子，但要求诸将按他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实战经验编撰的孟德新书指挥作战。

    视善变为用兵核心，其行军用师，被誉为“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强调“兵无常形”“兵无常势”“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制胜。

    还“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而变化也”。

    他认为，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战将强弱、地形险易、后勤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

    他尤重视奇正、虚实变化，要求以“至实击至虚”，他的战争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

    如对孙、刘集团作战，或东攻西守，或东守西攻，皆依实际情况，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方，形成“至实”态势。

    同时，常以分散、分化敌军的策略，致其“至虚”，从而各个击破。

    曹操的军事思想深受历代兵家和学者称道，其孙子注对后世兵学有深远影响。

    但有时，他强调刑罚过度，并且也有袒护失察之处，这是其思想的局限性。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

    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

    建安元年（96年），曹操采纳枣祗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

    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

    屯田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高于普通的自耕农。

    因此，短时间内就使地方“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自述道：“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

    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

    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始创户调制，防止豪强兼并农。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

    到建安九年（204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

    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

    曹操在世时，还大力兴修水利设施。

    如他举荐的扬州刺史刘馥，修复、建设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土坝，蓄水灌溉稻田，使得“官民有畜”。

    以身作则，提倡廉洁在开源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提倡廉洁。

    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的衣服、鞋子不事华丽，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

    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

    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

    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还不是遵守古礼的时候。安葬完毕，所有人都除服。那些率军屯戍在外的，一律不得离开屯所。有司各率其职。以时服下葬，不要在幕中贮藏金玉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