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3年—420年），是西晋皇族南迁后建立的王朝，是晋朝的继续。

    永嘉南渡后，司马睿在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政权，期间曾多次北伐。

    可由于内部不和，除刘裕外，皆以失败告终。

    祖逖有望恢复旧土，结果被司马睿挟制。

    桓温北伐则先后被前秦东海王苻雄、前燕吴王慕容垂击败。

    33年，前秦宣昭帝—苻坚南侵，东晋宰相—谢安力主抗击。

    谢石、谢玄在淝水之战大获全胜，南北分立从此而成。

    后有桓玄叛乱，自立为帝，最终为刘裕所平。

    拥立恭帝，导致大权旁落。

    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建立刘宋，再加上北方的北魏统一，从而进入南北朝。

    东晋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朝廷由世族把持，先是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后又有陈郡谢氏谢安、谢玄等。

    世家大族中有南下的王、谢、袁、萧等侨姓士族，和本身居于江南的朱、张、顾、陆等吴姓士族。

    但世家大族并不真正忠于司马氏，他们本身都拥有大量田地和部曲，有实力抗衡司马氏。

    最初有王导主持大局，拉拢江南士族和安排从中原南下的士族，以司马家族作为共同拥戴的对象。

    东晋得以稳定，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

    但晋元帝以后则内乱频生，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期又有孙恩、卢循之乱等。

    东晋地处南方较为安定；

    永嘉南渡后，大批劳动力南迁，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

    东晋施行劝课农桑，使江南得到开发，经济有所增长。

    造船业是东晋重要的工业部门，造船规模和技术有明显提高。

    此外，纺织业、青瓷业、金银制造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制作精巧，品种繁多，工艺水平较高。

    

    东晋的统治区随着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

    蜀地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则大致固定。

    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

    成汉占据四川，于34年被桓温灭。

    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

    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

    3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

    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

    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逐渐萎缩。

    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蜀地、青兖、司豫及关中地区。

    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导致关中得而复失。

    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东晋的统治区袭承西晋，虽然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从而导致辖区缩。

    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

    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

    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

    军事上，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

    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

    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于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

    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

    

    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政治上，东晋朝廷逐渐形成了门阀制度，地方设立侨置州郡。

    经济上，东晋劝课农桑、出现庄园经济，江南得到了初步的开发。

    然而，汉末三国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到了东晋时期却是愈演愈烈。

    赋税上，在淝水之战后，东晋基本恢复了西晋的户调之式。

    谢安的王公以下都要交税，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制度被改变了。

    由此可以见到，人们把役、调对举，服役者不能免调，输调者不能免役。

    晋书范宁传所记便有“举召役、调，皆相资须”之言。

    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

    闻人奭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之言（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瑾不绝”的现象，王公贵族却是从来不服役的。

    淝水之战前要纳税，而战后，也看不到有关他们纳税的规定。

    南朝有所谓“复士”，推其源当始于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后，亲属虽不可荫，世族公卿本人却重新变成了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阶层。

    这又是镇之以静方针被破坏的表现。

    人口方面，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从而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

    同时，滞留在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

    当时，主要的流亡潮有六次，分别为

    一、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

    二、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

    三、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

    四、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

    五、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

    六、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

    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年—32年）南迁人口约有五十万，至东晋初南方人口达050万人。

    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

    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46万人。

    都城建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工业品的集散地。

    城内外的贸易市场就有十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

    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文化上，东晋时期取得了一定成就，各类诗词歌赋都大盛于东晋。

    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

    在绘画、书法方面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

    思想上，东晋一朝，玄学之风相当盛行。

    除此以外，魏晋（西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

    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

    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

    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

    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

    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頠、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

    范宁甚至著有罪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

    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