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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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应龙虽然死了,但身后事却未了尽。

    未了尽,只因是生前结下的种种因果,但终究还是杨应龙太过天真,不了解这个权、利世界的生存法则。

    一个安逸了八百年的家族,有什么理由‘造反’?无外乎想报复名义上归他播州管辖,但实际上早已不受控制的五司七姓。

    但朝廷才不管什么他与五司七姓之仇,只会认为他是造反,既已选择了造反,又何必再心存侥幸?要是当初在拿下綦江后,听从军师孙时泰之言,进而攻重庆,再克成都容易吗?四川那时的驻军才区区一万左右而已。

    克成都,把蜀王掳为人质,割据一方,然后静待天下风云之变又何尝不是一位乱世枭雄?而不是儿戏一般的去立什么新的播州界碑,以证明他不是造反。丧失最后那点战略遇。

    此时,恐怕最该感谢他的人就是李化龙,若那时他真听取了孙时泰之言,则必为大患。

    一将功成万骨枯,以夷制夷之策,取得巨大成功,播州大患即除,李化龙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随后,李化龙拿杨应龙之‘败家身亡’来警告各大土司,将发给各参战土司的炊用铜锅尽数收回,改铸鼎器,上刻铭文——惟星拱北,惟水朝东。惟天王御极,八方会同。惟西南夷,各世其封。惟敬天法祖,庶以不坠阙宗。顺天者吉,逆天者凶。以为不信,视杨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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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四,沈一贯就收到李化龙的信札,内言:腹心尽溃,父子相疑。四面攻之,不自焚即当为人所执,不能逃矣

    沈一贯截取数言奏报与朱翊钧,以宽君心。另外又言川贵之地本为穷敝之地,又经战火,更为疲敝,应着意安抚,且要破格赏赐官兵。

    但同时也上疏奏请朱翊钧下令搜捕杨应龙贿赂过的朝臣、地方官员。

    至六月,播州事定,朱翊钧又传谕沈一贯,“逆贼杨应龙已就天落,此实仰赖天地洪庥,祖宗估助,大文武将士溽暑之时,成此大功,朕心嘉悦,其赦宥无辜,抚安地方事宜,卿可传示该部议拟其奏。”

    随后,他便将此谕传示诸臣。李化龙因惦记着丁忧,又跟着上疏言播州善后事宜十二条,待善后事了便能回家守制。御史李时华也建言:选留大帅、更置郡县、清理疆界、优恤驿站、修筑城池、府官移镇、议归楚地。兵部则结合了这些意见,亦上了善后条议:宥无辜、禁豪强、夷险隘、明功罪等事。

    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点用新的川贵总督,虽然播事结束,西南形势并不容乐观。朝臣举荐京营尚书王世扬接任总督一职,又按惯例以郭子章陪推。

    沈一贯却认为,杨应龙死,而土司水西安氏气势正炽,郭子章不宜轻调,遂奏请点用王世杨为总督。

    不过朱翊钧的考虑却是管辖京营亦是重任,王世扬虽然堪用,但不宜调动,郭子章继续任贵州巡抚。另外,他又命沈一贯传谕兵部,会推两名忠实才望的官员,以滋选用。

    很快,吏部便会同九卿科道推选,以陕西巡抚贾待问、宣府巡抚王象乾为人选,奏请点用。

    只是这一次,朱翊钧却迟迟没有批复。

    ()(e)  久未得到回复,又告病在家的沈一贯内心忧虑,不得不上揭贴催促,彼处日夜望新督臣早至,情甚急也。伏祈即赐点用,令兵部马上传发,刻期到任,以图善后长策,纾西顾之忧。

    沈一贯之所以要尽快选出川贵总督,还是出自对西南局势的担忧。播州与周边土司、州县犬牙交错,战争过后,重新勘定地界已经摆在明面,而且兵部已在商议将其改土归流。

    自战争之后,播土旧民仅存者十之一二,又存在大量的无主田,四川巡按早就致信沈一贯谈及此地情形:播州素称沃野,人人垂涎。当下鼎革之时,原有地土者思欲夺占,原无地土者亦思妄认,四方流民充斥其间,皆来占籍。而各土司指以杨应龙侵夺为名,纷纷告争边界

    这恰是他的担忧,所以再三奏请:任此以往,到时川贵定是漫无统纪,至相争杀,黔既不敢问,蜀又不复言,还望早日选任川贵总督,前往播州勘定边界。

    无论沈一贯怎么催促,但朱翊钧对于处理国事依然散漫而不积极。

    而军饷的开支,李化龙另外提交朝廷一份销算军饷疏,对四川布政司的军饷筹措、开销、结余做了详细明。贵州巡抚郭子章同样提交了贵州布政司在此役中的筹措、开销、结余等。

    疏中记录,四川布政司自万历二十七年六月起,到万历二十八年九月止,綦江、南川、合江、永宁四路与所属府卫州县总计发户兵二部,并本省、外省、蜀府义助、及派征未完地亩、夫价等银,共二百四十七万五千八百零六两。

    其中由户部咨解的太仓银七万余两;兵部咨解太仆寺银四万两;凤阳李三才咨解银八万五千两;湖广抚臣支可大咨解漕折银三万两;四川按臣崔景荣解脏罚款三万五千两;四川布政司库银十三万六千余两;川东道银六十四万二千余两;川南道银五十二万六千余两;川西道银二千两;贵州以福建协计解补银十万两;各府州县解银四十二万余两;四川各州县加派地亩赋税银十二万三千余两;四川加派运夫工食银二十五七千余两;铜钱合计26两。

    属于户部银的有两项,共计十万两;属于兵部银的同为两项,共计十二万五千两。其余皆是四川地方筹措银两。

    郭子章疏中提到,贵州布政司实际筹措到各省直解贵州兵饷及木价借充兵饷,并旧镇云南沐昌祚捐助等银,通共一百零四万八千六百三十六两。此外贵州还从户部题留湖广本色漕粮中实际获得八万九千余石漕米,按时价每石银七钱换算合白银六万二千四百余两。

    其中,兵部解到太仆寺银六万两;南京户部解到饷银十万两;督臣李化龙解到饷银十二万二千余两;云南抚臣解到饷银十万四千两;黔国公解到报效银二千两;两广督臣解到饷银三十八万两;湖广支可大解到五万余两;河南抚臣曾如春解到饷银九万两;福建抚臣金学增解到饷银十万两;木价借充饷银三万两;应天抚臣陈惟芝解到木价借充银二千两;户部题留湖广漕粮本色折银六万余两。

    贵州解银里,属户部者九项,计银4万5千两;属兵部者一项,计银六万两;属贵州地方者三项,计银20万6千两。

    ()(e)  原本朝廷下诏加派四川、湖广两地地亩银,湖广拟加派二十六万两,只是这一笔湖广并未协济出去,而是留在了本省使用。

    即便四川加派的地亩银,李化龙亦是让四川从中自得七万两,以五万两协济贵州,只是最后并未协济贵州,而全部留在本省。

    湖广所题留的漕粮正、耗米共计三十六万石,为三省均分,以充平播粮饷。每省该九万余石,改折漕粮并三六耗席、楞木各该一万五千余两。后来本该解往四川的本色漕粮因故亦以同样的价格改解折色银,连同楞木等银共计八万余两,但楚抚支可大只解运了漕折银三万两给四川。

    贵州得到均分漕粮以每石折银七钱算,合银六万余两,及支可大差官解到军饷并愣木银五万余两。按户部题留三省均分,每省得银八万计,湖广实际分得九万六千余两,再加上筹措的其他经费,实际湖广筹得共计九十万两。

    由此也得到,朝廷为平定播州之乱,实际筹措的军饷总额达449万余两,其中地方筹措就达26万两,源自户部的经费有44万两,而来自兵部的经费只有万余两。

    自攻克海龙囤之日算起,离綦江失陷不到一年,离李化龙兵分八路誓师会剿之日不足四月。这段时间内,李化龙是严督经管司道等官,事事筹算,时时稽核,正支之外,绝无别项浮费。至战事结束,这449万两经费并未全部用完。

    三省的军费开支都是本省的巡抚负责,四川是李化龙,贵州是郭子章,湖广则是支可大。李化龙在上疏朝廷的销算军饷疏中明计,四川实际军饷开支为3余万两,剩余0余万两。

    郭子章在上奏的播平奏报军饷疏中记录,贵州的实际军费开支为63万千余两,剩余4余万两未使用。

    湖广在此役中实际使用军费约为50万两,剩余42万两。三省合计共用军费为252万两,仅占筹措军费的不到六成。

    播役结束之后,三省尚余9万两,这笔余款大多用在了营建、蠲免、赈济等善后事上,以及征叫胡广皮林苗人,另有部分缴还给了户部。

    四川则动用余款43万两抵扣了今年蠲免之数,另又解发三万两协济胡广征剿皮林。播州营建城池等支销43万9千两有奇。

    贵州则在余款中动支20万两解赴户部交纳,又支银一万两赈济被贼残害的军民,协剿皮林陆续支出三万八千两,剩余银6万千,用于了新府州县的经理建置善后。

    湖广剩余军费,处用于征剿皮林叛苗外,还用在了蠲免当年的部分田赋。

    若将善后费用一并计算在播州之役的总军费开支当中,那么此役的军费开支已达362万余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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