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沉被渡边的大脑痛骂的同时，距离北美研究所两百七十二公里外的综合调查局北美支部中，杨建民坐在审讯室的凳子上，双眼微眯，表情轻松。

    自从被带上了直升后，杨伟民就一直是这么个表情。他原本挺起的肩膀都塌了下去，像是突然被人抽走了卡在脊背上的一根荆棘。

    他眯着眼，面带微笑舒舒服服的靠在审讯室坚硬的凳子上。一如那个初秋的下午，他靠在被太阳晒暖的草垛上，抬头看着天上飞鸟划过晴空。

    父亲出门办事，母亲在邻居家串门闲聊——哥哥穿着崭新的制服，在社区里自矜又有些骄傲的巡逻着。

    杨伟民伸了个懒腰。他换了个让自己躺的更舒服的姿势。空调的风吹的他后背略有些发紧，要是有张毛毯就好了。

    “杨教授，你好。”杨伟民面前的“镜子”忽然落下，一名身穿休闲西装的男人出现在了杨建民对面，“我们又见面了。”

    “安东局长，你好。”杨伟民微笑着向对方打了个招呼，“好久不见。”

    “我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景下再和你见一面。”这位身材明显和衣服尺寸不太相符的局长先生晃了晃身子，隆起的肌肉块撑的身上的西装外套布料发出了“嘎吱吱”的声音。“我很困惑，杨教授。”

    身材极其壮硕的安东局长向前倾了倾身子，仿佛一堵城墙向前危险的歪斜了许多似的。

    “我们对你进行了彻头彻尾的调查，杨教授。我对综合调查局的调查能力非常有自信。”安东局长的发言听起来像是在宣布某個事实，而并非传递信息，“但你仍然展现出了一些让我们始料未及的能力。”

    “我不太理解您在什么。”杨伟民直起身子，皱着眉头回答道，“你们上次调查的时候可是折腾了我好久——我也很配合啊。”

    “您在最核心的问题上有所保留。”安东闷声闷气的道，“杨教授，你的信仰是什么？”

    “我是无神论者，我并不信仰任何类型的神明、半神、仙人或者救世主。”杨伟民一摊，“这事儿上次你问过了。”

    “你是否同意，应当不择段维持一个人的生命，哪怕这种段可能是违法的？”安东没有搭理杨伟民的“俏皮话”，他继续问道，“比如可以利用克隆技术、人格数字化之类的？”

    “我不赞同这么做。”杨伟民摇头道，“克隆技术克隆出的人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它不应该出生时就承担起‘某人的替身’这种责任。人格数字化更不安全——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格是否属于特定的某个个人。”

    “那你这套治疗方案是从哪儿学来的？”安东的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拍了拍，木头桌子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嘎吱嘎吱”的动静。“大脑全切后的活性支持术是温格切克拉夫斯基克隆替换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你在它的基础上甚至还改进了它的具体方案。这个术方案是高度保密的内容——你是从哪儿学到它的？”

    杨伟民非常平静的回答道，“我没有学习过温格先生的术方案。整个治疗方案都是我自己制定的。”

    “杨教授，明人不暗话。”安东把自己的捏的嘎吱嘎吱响，“一句‘自己制定的’可没办法服我们，怎么证明这是伱自己的成果？”

    “我的个人终端里储存了大量相关领域的论文，扁鹊帮我撰写过许多和相关领域专家讨论学术问题的邮件。”杨伟民一摊，“这个想法是从我博士毕业之后开始产生的。相关的知识积累和研究都发生在我毕业之后。”

    ()(e)　　他看着安东，平静且认真道，“所有的研究和学习都有相关记录，这所有的术方案的确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结果。我并没有通过任何渠道违规获取保密资料。”

    安东这一次却没有着急话，他只是扭头看了看自己身旁的一片黑暗。

    “他没谎。”

    黑暗中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但却看不到话的人。

    肉眼可见的，安东局长突然就放松了很多。他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肩膀，然后舒服的向后靠了靠，“那就好。”

    “但是您仍然需要给我们一个的过去的解释。”安东晃着脖子道，“而且，无论渡边是死是活，之后你都需要承担起相应责任。如果死了，你可能会被追究过度治疗的责任。要是活下来，渡边可能会就精神损害要求赔偿。”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渡边活过来之后至少还得先谢谢我。”杨伟民伸了个懒腰，朝着安东伸出了指，“我的烟呢？想听故事可以，先把烟还给我。”

    和唐庆隆复古的古铜色电子烟斗不同，杨伟民的烟充满科技色彩——乳白色高分子塑料的烟杆在他嘴里放出富含尼古丁的烟雾。顺着口腔一路进入肺泡，最后带出了一个持续了很多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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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杨伟民的亲人之中并没有死于大崩溃的受害者。无论是他出门办事的父亲，在邻居家闲聊的母亲，还是刚刚成为警察正在骄傲巡逻的哥哥。

    杨伟民一家甚至成为了非常少见的“两代人都没有发作过大崩溃”的家庭，并且引来了周围邻居的羡慕。经常会有些大妈过来打听——老杨家到底平时都吃些什么，才能一个大崩溃发作的都没有。

    在哥哥当上巡警的当天下午，一名持枪“劫匪”劫持了村里的幼儿园。连带老师在内，共有十二人被劫持。

    上任第一天的哥哥忠实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在其他支援力量赶到之前，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交涉，成功的让劫匪释放了两个已经哭的快喘不上气的孩子。

    以及一名照顾他们的幼儿园保育员。

    称呼这位匪徒为“劫匪”显然有些不合适，他其实更接近于精神病患者。虽然具备完备的逻辑思维能力，也能够趋利避害，选择让看上去就很痛苦的朋友离开。但他就是要劫持人质，并且逼迫联合政府当面回答他的质问——为什么不允许大脑移植。

    这位劫匪的目的是，让联合政府承认他们的决定迫害了他本人的自我认知——他将自己认知为使用人类大脑的赛博械人。

    既然联合政府在他出生之前的政策就侵犯了他的人权，那么要求联合政府现在立刻马上拿出一台完善的赛博器人，并且把他的脑子转移到里面去就非常合理了。

    杨伟联竭尽全力安抚着这位癫狂的劫匪。从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到主动表示自己也有“相似的想法”。总之，杨伟联拼命驱动着自己的脑子和嘴皮，努力替这些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争取着生的希望。

    最终，在警察、联卫军的特种部队和综合调查局干员赶到现场时，整个幼儿园里还剩下七人——除了杨伟联和劫匪外，现场流下了四个五岁的孩子，以及一名保育员。

    抵达现场后，综合调查局干员们结合全民精神卫生中心的分析报告，迅速拟定了一套结局方案——既然这人要求把自己的大脑移植到什么赛博器人的脑子里，那不如将计就计。

    “我们带来了你要的赛博器人，但是这个器人价格很贵！”谈判专家用扶推车，推来了一个看上去银光闪闪，仿佛20世纪0年代影视作品里出现的器人似的玩意。“给你安装没问题，但是你得表现一下诚意——释放两名人质，我们现在就安排移植！”

    ()(e)　　劫匪看到了器人，稍加犹豫后，他释放了两个男孩。

    两个四岁的女孩，以及一位42岁的女性保育员仍然被扣为人质。

    杨伟联此时忽然主动站了出来提议道，“兄弟我也知道你不想杀人，就是想留人质和该死的联合政府讨价还价。他们现在把赛博人拿出来了，留着她们也没什么意思——干脆我来当人质，你把她们都放了算了。”

    为了争取成功，杨伟联还把自己身上的警棍放在了地上，“我也想成为赛博人，做梦都想——哪个男人能拒绝的了成为器人的可能呢！”

    这种发自肺腑的发言似乎引起了劫匪的共鸣，他又额外释放了一名女孩。

    “你把她抱着，不然外面的狙击可能会对你开枪。”躲在保育员身后的劫匪对杨伟联下达了指示，然后对外面的谈判专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还要一台赛博器人。”

    第二台“赛博器人”到位后，幼儿园里忽然传出了一声枪响。几分钟后，保育员两颤抖的捧着一个圆滚滚、血淋淋的东西走了出来。

    “那个疯子，要先让他的兄弟实现梦想。”捧着人头的保育员颤抖着声音道，“他对着对着警察先生的后脑开了一枪，然后然后把他的头割了下来。”

    “他要看你们现场进行移植”保育员的话还没完，劫匪的声音就传了出来，“我知道移植是不需要脑和脑干的，别想糊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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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这个事情，625特大劫持案。”安东局长点了点头，“最后我们利用几个伺服电模拟了运动，让那个劫匪以为顺利实现了移植，最后狙杀了他。”

    “我看了记录，当时我哥损毁的部分就只是脑和延髓——如果现场拥有相应的技术和应变段，他还是有可能活下来的。”杨伟民抽起了第二管烟，他深吸了一口气，富含尼古丁的雾气喷涌而出，“所以我选择学医，然后开始一点点研究这个治疗方案。”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方案竟然能派的上用场。”杨伟民放下里的烟，重新靠在了座位靠背上，“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在童年里，曾经见过失足落水而淹死的亲朋好友。他们出事的时候你无能为力，但在那之后每时每刻你都在心里想着，当时应该怎么才能把他们从死亡里拽回来。”

    杨伟民重新看向了安东，“在你接下来的人生中，只要再有这样的会，那你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抓住他。”

    “你抓住的不是面前落水的人，而是那个夏天里失足落水淹死的伙伴。”杨伟民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我救的也不是渡边，而是所有脑和脑干毁损，但还能被救回来的人们。”

    安东沉默了许久，然后站起身来，微微弯腰，跨过桌子拍了拍杨伟民的肩膀。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渡边他可能不怎么会感谢你。”安东的声音闷声闷气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开心，“那个家伙不骂你就不错了——东桑人相信死后有灵，他不定还要埋怨你推迟了他和亡妻见面的时。”

    “那没关系，我骂回去就行。”杨伟民开怀大笑，“你放心，我骂人比他脏——东桑人懂个屁的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