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时，以农为本，别的行业，都被看作舍本而逐末者。

    但在薄赋轻徭的名义下，生产力在短期内得到恢复，社会各界又开始活跃起来，工业逐渐开始复苏，至明朝中叶，已经有了“逐末者千金”的法。

    其中最先复苏的工业，是纺织业。

    纺织业在明代，属于暴利行业，其发展和明初的重农桑政策是分不开的，当时要求农民有田超过五亩的，必须种植桑、麻、棉各半亩，否则要纳绢或棉、麻各一匹。

    这个政策，为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加之明初轻视商贾，经商的人数较少，商税又偏低，一般为三十税一，对农具和舟车丝布等则免税。

    这样，纺织业在轻税的政策下，很快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资本，总是朝着有利润的方向流动，“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他们开始雇佣织妇纺织，参与市场竞争。

    农业和工业发展了，对各种生产生活物资的需求也相应增大，商业就开始慢慢繁荣起来。

    官员们的薪资不高，但享受着国家的赋税“优免”，家境不断好转，明朝中期开始，家有余赀者，自然会想到用这些钱来投资，很多官宦之家开始经营太祖所鄙视的经商活动。

    他们有的开设酒楼、店铺，有的就把钱放高利贷，成为食利阶层；有的则干脆开起了当铺；其他的如贩盐、贩茶、开店铺，采煤、采铁、搞纺织等等，上行下效，经商不再是一件可鄙的事情。

    朝廷的酒禁开了，矿禁没有那么严了，一些大老板的腰包鼓鼓，这些老板不再仅仅是地主老财一类的传统富裕户，更多是靠经商、开矿、冶炼等发财的，所以学界普遍认为，这时候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永乐时期，明朝的国力达到顶峰，除农业外，各业都飞速发展起来，北京不仅仅是一国的都城，也成为帝国的商业中心，在运河沿岸，一些城市的商业极度发达，货物往来频繁，到处一派繁华景象。

    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开始发展起来，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大造楼船，水路货运十分发达，铁锅、铁针等已经向日本、柬埔寨、缅甸、爪哇、吕宋、交趾和朝鲜等国家大量销售，陶瓷、茶叶、丝织品等远销欧洲。

    然而，封建社会的繁华总是短暂的，明帝国庞大的身躯上，一些地方开始腐烂，大明的国运很快踏上了下坡路。

    明王朝的白银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的，大量的白银掌握在商人中，农民卖粮价贱，过后又价涨，反复遭到商人的盘剥。

    而朝廷中缺少银子难以平抑物价，碍于祖制，又无法对商人加税，没银无法控制商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里。

    官员权贵享有“优免”，加之地方“豪右”逞强，宦室富户们通过飞洒、诡寄、虚冒等段，大肆兼并土地逃避差徭，于是大量的赋税徭役只能转嫁到贫民头上。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贪官污吏又开始盛行，底层农民被各级官员变着花样践踏压榨，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如有一豪家，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别人的太多了，便想法勾结官府变乱黄册，把新收随意挪移成旧管，来逃避赋税。

    兼并之风日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负担的岁赋差役则相同，户更非倾家荡产不可了。

    他们在丰收年份尚能自保，碰到荒年，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就得借贷，搞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大批农民已经无法生存，要不欠税，要不就只能流亡，明朝特有的流民潮，就在一派繁华中开始在全国各地流动。

    早在宣德年间，许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苏州一带的农民就曾在重租重税的盘剥下成为流民，积欠的税粮高达七百九十万石。

    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万户，成化年间，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

    流民，日渐成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

    朱元璋因饥饿，才去当了和尚，仍然无法生存，就投了义军，终成一代帝王。

    讽刺的是，他奋斗一生，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到来，没到百年的时间，他的后代们也给百姓带来了同样的流离生活。

    明朝政府通过里甲、关津、禁山等措施，竭力防止农民的流徙，有时甚至展开残酷的镇压。

    然而在流民的队伍里，常藏有武器，有秘密结社的组织，也有自己的领导人，于是流亡的斗争形式便渐渐发展为起义。

    这期间，土地兼并严重的山东、江西、福建，税赋较重的江浙、湖广、四川等地，都先后发生了规模的农民起义。

    其中包括比较有名的山东女英雄唐赛儿的白莲教起义，这种盛世期的起义尤其引人注目。

    接下来，明帝国的日子越来越不轻松，一系列的内忧外患，把一个个皇帝弄得灰头土脸。

    先是宦官们砸碎了朱元璋的紧箍咒，一个个权势熏天，“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隐事”，俨然代天子巡狩的架势，到处搜刮民脂民膏，民怨沸腾。

    再则是边境不靖，北方有土木堡之变，英宗被虏，一国之君居然成为蒙古人的阶下囚；沿海地区，又倭寇为患，不得已之下，朝廷开始实行海禁，一度繁荣的海上运输渐告衰落

    流民越来越多，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朝廷疲于应付，财政支出越来越巨，由于贪污的盛行和庞大的军费支出，造成朝廷财政非常困难，政府“每年所入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没办法，只得一步步加重赋税和徭役。

    原来北方“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朝廷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叫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这个时候再加税，无异于饮鸩止渴，虽能解一时之渴，却会危及生命，不过朝廷的统治者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到了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于南直隶、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叫作“加派”；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叫作“提编”；以后又陆续出台了箕敛、派括、算税契、折民壮等等加派的名目

    豪绅士族有特权免赋免役，贫苦农民的生活愈发痛苦，流民更多，起义更繁，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明朝的盛世，繁华而短暂！

    在此起彼伏的起义中，至嘉靖末年，盛极一时的明帝国，已如风中柳絮，飘摇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