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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鼎的节奏确实很好，拿捏的恰到好处，刚好是李慢侯这个最大的藩镇头目能够接受的极限，在进一步，李慢侯就可能要反击。

    李慢侯能理解，但他知道林永等人不可能理解，心里会产生强烈的被卸磨杀驴的感觉，尽管他们本身也不是什么听话的好驴，问题是他们这些驴子都有很硬的蹄子。

    他们无法从李慢侯这里得到支持，无法跟李慢侯抱团，但他们自己一定会抱团。林永就是最好的旗子，以后恐怕江北藩镇，都将视林永马首是瞻，拧成一股绳跟朝廷斗。

    李慢侯派人去安抚林永，告诉他不用恐慌，朝廷不会动他们。只要他们不犯下大错，像田平那样弃地，就不会丢藩。并且告诉林永，还可以继续大胆的捞钱。

    林永他们捞钱的法子，除了私盐这种简单粗暴的老行业，大多数都是跟李慢侯学的，其中包括擅自开海。

    尤其是林永，通州开海之后，效益增长的比海州快的多。原因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比海州好太多，用来形容上海优势的那些词汇，在通州都能找到，什么控扼长江咽喉，什么直面东海，这些优势通州的静海和海门都有。而且这个时代，通州一直比上海要繁华的多。

    其实上海之所以在近代能快速发展起来，并不是控扼长江咽喉这个优势，最直接的其实是因为上海的腹地经济很好，苏湖熟天下足，上海崛起的时候，恰好是苏湖已经形成发达的丝绸行业的时候。但在宋代之前，其实两淮地区经济更好，沃野千里，文化兴盛，通州的腹地比上海更好。

    现在的通州，有长江沟通上游，有运河贯通扬州、泰州等地，淮南的商品可以畅通无阻从这里出海，比偏僻的海州不知好了多少。开海比海州晚了一年，却很快就赶上了海州。李慢侯在海州一年能收三十万贯关税，而林永已经可以收到五十万贯。不但截留了大量南方前往海州的商船，连明州的商船都大量被吸引到通州。

    李慢侯并不怕通州的竞争导致他里的财政收入下降，因为他有的是办法从通州的发展中分一杯羹，不提他那些随着通州稳定和发展，翻了几十倍都不止的地产。光是他控制江北金融体系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从任何江北地区经济发展中攫取利益。

    李慢侯的金融系统，是一点一滴逐步搭建起来的，每一步都走的很稳，他很重视信用，因此目前很稳定，细水长流。每年的收益已经到了三百万贯，明年肯定增加到四百万贯。

    一方面，他建立了从杭州到海州的一条金融汇兑渠道。从半官方的淮海公所发汇票，到地头兑付，汇水是客户和公所行商互相商量的结果，随市场浮动，目前一般收取百分之一的汇水，最高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三。汇兑收益并不高，可是这会让大量商人使用这个系统，大量商业现金就进入了这个系统中流通，相当于一笔巨大的商业存款。有这笔钱后，就可以短期放贷。因此他在港口开展贴现业务。海贸是需要巨额资金转账的，有时候未必需要现金支付，仅仅是在买卖双方之间，架设一个担保体系。给双方巨额资金的买卖进行担保，账户里的钱划来划去，一进一出就是一笔生意。

    另一方面，李慢侯还不吃独食。淮海公所里找不到任何一个跟汇兑、放贷相关的商铺，而是一个个当地富商，个体经营，公所是一个纽带，是一个平台。当一个海州商人，打算汇一笔巨款去杭州的话，他会通过公所担保的一个海州人，写一张标准票据，然后拿到杭州，从杭州另一个公所担保的杭州人里领出这笔钱。过程中，这个海州人和杭州人很可能都不认识。但他们认有公所盖章的票据，公所起到了一种授信构的功能。而且公所从中是不收费的。

    由于各地资金中转有差额，因此每年底会进行一个结算。很多人每年都可以收到一大笔钱，但因为每年年底结算才能拿到这笔收益，所以富商不太愿意将现金投入进去。但是那些公所认证的当地富人，并不需要投入大额现金，他们提供的只是一种担保，在每一笔票据背后，都有足够的资产抵押在公所，比如当地的地契，房契，当然也可以是现金。

    有这些资产担保，并不会给公所带来任何风险，也不会挤占营业资金，因此许多拥有不动产的富商很愿意做这种生意，大量将自己家的资产抵押在公所里，进行这种汇兑业务。

    公所能得到什么好处？当然不是直接的利益。而是搭建起一种正规的信用通道，可以将不动产资本化，让不动产变成信用流动起来，一所海州的房子，可以作为担保，让一个杭州人取到急需的汇款，这就是现代金融的力量。一个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后，作为他的创建者，李慢侯得到的好处当然是巨大的。

    一方面，大量商业流通资金进入这个通道，许多资金不会马上取走，就沉淀在了会所账户中。这是一笔可以临时挪用的款项，数量巨大，成本很低。于是李慢侯就可以从里面临时借款，利息很低，但都是走正规渠道，他可不敢挪用，否则信用就破产了。吸引商人的资金进入这个渠道并沉淀下来的信用，却不是李慢侯自己的，而是无数各地的土豪和富人的资产，他等于将大量富人的信用，裹挟到了一个系统中，这个系统的信用就是刚性的，刚过了南宋政府。

    另一方面，由于打着公益的旗号，公所不收钱，声称只是便利商民，让官府想打击都找不到目标，想插都找不到方向。甚至大量官员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公益的构，将其跟蔡京开创的漏泽园等公益系统相提并论。而官员作为富人群体中最显赫的一批人，他们也在大量使用这个系统赚钱。将他们的信用也投入到了公所平台上，从汇兑业务中分一杯羹。

    同样的，公所的短期贷款业务，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私人受益。以前有现金的富人，大多放高利贷。现在没现金的，有资产的就可以为别人进行担保，然后从中受益。一艘海船靠岸，一船的舶来品价格高昂，买主有吃下的能力和销售的渠道，只是临时资金紧张，于是求助于一个、两个或者一群公所的牙商。牙商们开出一张他们资产可以冲抵的票据给海商，海商从公所的公账中领出现金，或者直接汇兑到海商的家乡。买主逐步回笼资金，还给公所的牙商，牙商则拿走他们可以获取的利润后，将本金归还给公所。

    公所认证的牙商，其实已经是一群现代银行经理人，甚至就是一群现代银行。

    而公所则是一个平台，类似央行，又不同于央行。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产物，李慢侯也不知道叫什么。但他发现带有某种欧洲早期银行的味道，欧洲早期银行，经营汇兑业务的时候，其实也不可能像现代银行那样电汇，很多银行都只是本地经营的家族银行，为了将资金汇兑到外地，他们选择的是合伙人制度，在其他城市选择可靠的合伙人，合伙人银行之间进行资金转移，帮助客户汇兑资金。

    公所系统汇兑，靠的不是一个个互相有姻亲关系或者家族血缘关系的合伙人，而是一个个不同地区的富人，互相之间甚至不认识，而是靠公所进行认证，将资产抵押在公所，从而获得信用。因此这个体系，比欧洲的合伙银行要大的多，这不是李慢侯有意的创新，他只不过加以引导和支持罢了，主要是跟他有资金往来的大量富商们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早期是一些江南丝商在李慢侯和公主府之间转移资金，发现方便安全之后，愿意出一点汇水，渐渐的大量商人开始使用李慢侯和公主之间的渠道，资金往来的数量越来越大，李慢侯和公主两方都吃不下，开始邀请海州、扬州和杭州两地的其他富人加入，这个系统就越来越大，李慢侯设计了规范化的制度，形成了现在的淮海公所。

    由于公所开设在一个地方，吸引一批当地富人，相当于将当地富人的信用注入公所，也将当地大量需要流通的现金吸纳进入公所账上，所以李慢侯发现，他随时可以从这里借到超过千万贯的应急资金，而且利息极低。这就相当于一个金融市场，他甚至可以在公所发行债券，因为作为淮海公所的建立者，他自身的信用就极高。

    动一点心思，让公所开始盈利，比如从汇兑中收取比例的抽成，从贷款中收取比例的分红，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个信用体系来，是完全可以承受的。那样就更像一个银行，而不仅仅是平台了。

    可换一种思路，公所可以调节经济系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央行的作用，大多数国家的央行设立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构建起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

    所以李慢侯才一直心呵护着公所成长，没有去从中取利。宋朝的金融系统是先进的，因为已经大规模使用纸币，而且离不开纸币，可同时又是混乱的，因为官府肆无忌惮的印刷纸币，信用几乎一直在破产边缘挣扎。

    李慢侯之所以重视扬州，就是因为扬州已经是江北金融中心，他在哪里印刷有粮食做担保的粮票和食盐做担保的盐票，目前已经在长江两岸流通，在江北已经让官府的钱引不被接受。李慢侯已经开始尝试，将粮票、盐票通过公所系统，推广到江南腹地，进一步蚕食那滥发的钱引的领域。

    可是这种做法，很可能会遭到朝廷对公所系统的打击，因为赵鼎试图对粮票和盐票动了。他是通过户部尚书晏孝广进行试探的，他扬州印刷的那些藩票，大量流通到江南，此时还不是通过公所系统，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许多沿江商人愿意持有。

    官府无法限制私人持有，但可以通过权力打击印刷。

    李慢侯让晏孝广强硬的顶了回去，告诉赵鼎，粮票是当年为了从老百姓里把粮食集中起来，进行坚壁清野，以免落入女真人之，给上交粮食的老百姓发的凭据。现在江北大量藩镇都有这种坚壁清野系统，坚城中大量建造粮库，储存乡村送交的粮食，如果贸然废弃粮票，老百姓不会在把粮食送到城里，一旦金兵南下，他们就能畅通无阻，因为一路上都能找到粮食。

    至于盐票，晏孝广更是表示，目前朝廷已经可以从江北盐场每年得到五百万贯盐税，贸然改动，担心影响这笔收益。

    不管是让金军拥有长驱直入能力带来的威胁，还是五百万贯收益带来的利益，都是赵鼎不敢触碰的，很容易把他这个宰相碰倒！

    于是李慢侯不但扳回一成，而且决定趁大举反击，将粮票、盐票注入公所系统。

    注入的方式，经过他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摸索，有了基本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