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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张浚商讨联合治河，只是一个插曲，简单的公务合作，朝廷和藩镇之间，又没有隔着万里关山，因此是会发生摩擦，也必须要合作的。

    藩镇境内州郡和朝廷下辖州郡之间文牒往来，是非诚常见的，朝廷要治河，这刚好影响到东藩境内。黄河现在是三股流向，一支南流，夺泗水、古汴河水道和梁山泊往南流，一支东流，经过梁山泊注入济水，一支北流，正好是东藩和朝廷河北西路之间的界河。

    黄河无论怎么治理，都不可能绕开东藩，也必然会影响东藩。

    尤其是张浚治河，打算收南下河水，灌入山东。这会不会引起山东黄河泛滥，很让人担心。

    不让黄河水南下，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淮河本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平缓的流域，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水清河浅，几千年来很少泛滥，早就了江淮千里沃野。黄河夺淮，这才几年工夫，就已经淤积了很多，汴河故道甚至已经无法通航。江淮地区出现大量湖泊，淮河无法入海，水患不断。

    一旦导黄河水归故道，不管是从山东入海，还是从河北入海，都能让淮南地区重新变成千里沃野。

    如果让一千年后的淮河流域人民来选，他们肯定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将黄河归流的，因为那样两淮就是堪比江南的富庶之地。南通人能想象曾经他们的区位优势比上海还好吗？因为他们的腹地，比苏杭一点都不差。但一千年后他们已经没有了会，哪怕有无数现代械，但一千年的黄河淤积，已经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自然状态，只能默认淮河人长江，经常泛滥的现状。而且丢失的区位优势，也已经不可能找回来了。时代变迁，农业已经无法催生发达的城市，上海的固有优势已经无可动摇。

    但现在的宋人却有会，李慢侯当然愿意支持。

    相比淮河入山东，李慢侯更希望黄河北流，至少这省去了以后南水北调。山东并不是一个特别缺水的地方，历代黄河入山东往往是制造灾害，而不是带去福利。

    于是听朝廷要治河，李慢侯就安排去跟朝廷的治河大臣张浚商谈，李慢侯觉得朝廷治河还算是真心的，让张浚这种负责，还比较可靠。此人虽然办事有些刚过易折，但治河这种艰苦的工作，很快就需要他拿出榨干四川老乡的那种狠辣，一般人还真干不了这个事儿。让秦桧去干？看一眼几百里的黄泛区，可能转身就走了，根本治不了！

    李慢侯自己可管不过来这种事，他转眼就北上了。他都快燕王了，可燕京还在韩常里控制着，燕云十六州中，他掌握的还不到一半。只控制了几个要到，燕京北边出燕山的险要奉圣州、大同、太原，这些地方都是奔袭得，真要打过去，没有挞懒这种变数，那真的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要死多少人了。

    但奔袭过去，就相当于孤军深入，随时都可能被女真人攻来。所以李慢侯现在需要尽快打通跟这几个地方的联系，其他十几州，来不及一一控制。只攻险要，其他州县将来能招抚就招抚，招抚不了在围困吧。

    还好去年冬天冷的早，春却也暖得早，竟然早早就开始化冻，不久就能用桑干河水道运输了。这样就能一路支应大同。

    还要拿下燕京东部的蓟州（渔阳），堵住女真人可能从辽东经营州救援的可能。还要防止女真人调阴山游牧的白鞑靼入关。

    总之挞懒叛逃的红利要安稳的吃下肚，李慢侯得全力驱动东藩集团工作到春天，任何疏忽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打服白鞑靼部如今为时过早，只能笼络，让耶律犊子挑选大量草原人喜欢的礼物，比如大量铁器和丝绸等物，去出使白鞑靼部。告诉他们大同已经归宋了，要跟他们通商，跟他们和睦相处。

    白鞑靼部来源驳杂，跟沙陀人有关系，带有中亚血统，元代划入色目人，跟草原蒙古人不是一个支系，因此金代一直跟着女真人混，帮助女真人抵御草原民族入侵，还在阴山修建了城墙，城墙女真语称为汪古，于是白鞑靼人被蒙古人叫做汪古部。

    以后肯定是要打一架的，因为这种部落，你不打他一顿，他可能误会你好欺负，想抢你一把。如果笼络不住，那就只能放进来打一顿了，虽然不是时候，诱惑他们深入，还是很容易暴打这些没有铠甲的草原部落的。

    李慢侯就坐镇燕山大营，应付任何可能的变化。

    他里兵力不少，围困燕京已经换成了四万步兵，有一万骑兵策应，以五围一，应该不会让韩常跑掉，毕竟他里一半兵力是步兵。

    用步兵围城，解放了大量动兵力，李慢侯的骑兵可以大量去其他地方活动，招降地方州县，抢占要道。

    这次没有征发民夫，而是将后勤主要承包给了商人，李慢侯信用好，货到付款，从不赊欠。而且山东已经通行平银，大跟平钱一样，重量也一样，用目前技术条件下最纯的纯银，铸造精美，价值极高。

    平钱的重量是有标准的，并不是乱盖的。从汉朝开始铸造五铢钱开始，基本上就形成了标准，所以哪怕是汉代的古钱，拿到市面上依然可以流通。汉代的铜钱叫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非常有农业民族的特点，用谷物计量。将十个黍粒作为一叅，二十四叅为一铢，五铢钱指的就是重量为五铢的铜钱。

    到了唐代废除了五铢钱，改筑通宝钱，开元通宝也被看成是古代铜钱的范本。通宝钱一枚重两铢四叅，十枚刚好重一两。

    铜的密度其实没有银高，铜大概是9，银则是，相差不是很大。但铜钱从来不是纯铜制作，而是加入了铅锡等辅料，为什么要加这些，一方面是因为假如铅锡的铜，其实是青铜，青铜古代作为礼器，非常神圣，因此用青铜铸钱，就带有神圣性，所以私熔铜钱是死罪。实际上上古人铸造青铜是无奈的选择，技术条件限制，加入铅可以大大降低熔融温度，不加铅的话，商周时期的技术条件，可能融化不了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铅的廉价，铅产量大，价格低，加入铅很容易拉低铸造铜钱的成本。而这个技术，被宋人用到了极致，在不影响铜钱硬度和质量的情况下，将铜的比例降到最低，铅的比例提到最高，一枚铜钱含铜量往往只有六成多。这是最优的比例了，多一分铅则铜钱变软发黑，质量不好。

    铅的密度是比银更大的，由于大量的铅提高了铜钱的整体密度，因此李慢侯铸造的最纯的纯银钱，重量和大上都跟平钱一致。

    但银价极高，一两银子就值十贯铜钱到十五贯铜钱，一两银子刚好十枚平银钱，因此一枚银币，最少也相当于一贯铜钱，这可是一千个铜钱，重大六斤半。所以大中额交易，才需要使用到平银，可用来计价已经很常见。

    李慢侯没有携带金银，可是他里有银票。这些银票跟粮票不同，粮票是承诺在扬州兑换足额粮食，因此在扬州商业辐射到的地方很坚挺，越远就信用越低，可银票通行东藩所有州县，东藩府设专门构，无限制兑换银票，将银票价值跟白银锚死。因此银票在各地值钱与否，只跟白银在该地价格相关，跟距离、运费无关，成为东藩境内最坚挺的货币。可惜由于太值钱，最单位也价值二三十个铜钱，额买卖中，必不可少的还要用到粮票、盐票。

    军队交易，用银票却十分方便，大量山东人赶着牛羊送到燕京，领取银票后回山东。甚至还能从本地人里换取粮食，很奇怪，牛羊要从山东运输，粮食反而在本地采购。

    现象很离奇，但道理很简单。肉食热量更高，牛羊可以自己走，节约了大量运力。在天气化冻之前，李慢侯都打算尽量让军队吃肉，节约运力。燕京本地虽然残破，但也造成了人少地多的现象，因此只要是维持生产的土地，地主往往有大量吃不完的存粮。他们还不接受银票，李慢侯可以给他们现银。

    当然，本地牛羊也可以买。燕京地区，被契丹人统治了两百多年，胡化很深，当地不管是汉人还是契丹人，养牛养羊都很擅长，数量也很大。不过依然不可能满足四万大军的日常消耗，不然也不用从山东运输了。

    这种现象也只持续了一个月，到了二月初，黄河上就开来大量船队，经北流黄河构成的北运河体系，最后从桑干河逆流而上抵达燕京城下，源源不断的粮草进入了李慢侯的军营。二月中旬，界河（海河）上开进了大量大船，大海也化冻了，海漕供应上了。

    这时候李慢侯知道，这场仗算是打赢了，尽管燕京城还在敌人里，但城里人已经可以看做是死人。

    士兵一直在加固防线，最开始是挖沟，浅浅的壕沟封住城内的敌人，化冻之后，开始筑墙。修筑长围，围死这座名城。

    运输供给得到保障，不仅仅意味着战斗力的增强，也意味着李慢侯能动用的力量更大，现在他可以全线出击了。去年骑兵几乎没起到大作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敢频繁动用骑兵，马匹的消耗实在是太惊人了。他空有十万骑兵，却不敢动用，因为一匹马消耗等于五个人，而一个骑兵又配三马的话，十万骑兵的消耗相当于一百多万人，打死他也不可能在冰天雪地里为一百多万人陆运粮草。

    但现在化冻了，通过北运河、海漕，粮草补给相当于没有上限，上限只在于钱够不够。山东农业已经恢复的差不多，虽然人口才恢复到两百万人，不及过去的一半，但大量使用牲畜耕作，以前的熟田得到复垦，效率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基本恢复，但吃粮的人不到一半，当然就有大量富余可以变成商品粮，往南方大量倾销。主要市场在两淮，江南粮食也富余。

    甚至因为山东变成粮食出口地，全国粮价都被压下来了，渐渐的开始接近一贯钱一石。南宋时期普遍两三贯一石的粮价魔咒，竟然就此破去。

    光是山东的余粮就足以供应李慢侯的军粮消耗，更何况河北也在恢复，人更少，地更多，以前这里可是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农业区，现在人口可能还不足百万，十不余一，余粮因此更多。

    至少在李慢侯的控制区，是不管旧主能不能回来，允许土豪先圈种，保证在收割季前，土地都是他们的。因此复垦荒田的积极性很高，而且李慢侯下大量伤残军人，退役军官，都分配到了大量土地，他们都在演变成土豪。为农业注入了军事化管理，恢复效率更快。

    有河北、山东的海运河运保证，围燕京城，围他个十年八年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