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川勤王表忠心

    王建早年并不得意，祖先世代卖饼，传至王建这一辈，已是家境中落，少年王建屠牛盗驴，因排行第八，人称“贼王八”，后又因贩卖私盐锒铛入狱，幸得狱吏私自将他释放，才得以保全性命。走投无路的王建躲在武阳古墓中，武当山僧人处洪见他“骨相甚奇”，劝他投军。得此指点，王建遂参加忠武军，不久便因作战勇猛被提为统领千人的都头。

    唐王朝的衰败给了王建发迹的会。唐代末年，节度使造反，农民起义，公元0年，黄巢攻占长安，唐僖宗仓惶入蜀避难。得此消息，王建与韩建、晋晖等五都头率5000人马奔赴成都勤王。四面楚歌的唐僖宗意外得此勤王之师，大喜过望，当即册封五人为“随驾五都”，隶属宦官田令孜下，田令孜趁将王建等人收为义子。

    公元5年，僖宗从成都重返长安，任命王建为神策军宿卫将军，负责宫中护卫。年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兵逼长安，僖宗被迫再次逃亡，这一次，王建背负玉玺相随。行至当涂驿，唐兵不愿继续前进。前面栈道将焚，后面叛军追杀。危难之际，王建保护僖宗过栈桥，当天夜里，僖宗就在荒野头倚王建膝盖而眠。第二天僖宗醒来，悲叹不已，泪湿御袍，当下就将御袍赠与王建，又遥许王建壁州（今四川通江）刺史一职。

    成都任蜀王

    取得僖宗的信任并不意味着仕途的一帆风顺，僖宗回长安后不久，王建就被宦官杨复恭排挤到利州（今四川广元）任刺史。而在四川，顶头上司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对他也是心怀嫉恨，视为眼中钉。此时，王建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他放弃交通便利却易受攻击的利州，领兵于公元年攻占阆州（今四川阆中），又转回头攻占利州，由此摆脱杨守亮的羁绊，踏上逐鹿四川之路。

    此外，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也是王建的强劲对。王建先与顾彦朗往来，这令暗中谋划造反的陈敬瑄惶恐不安。于是，由其兄弟田令孜出面，写信邀请王建前往成都。当王建兵至德阳鹿头关时，陈敬瑄中途变卦，派兵阻止王建入成都城。陈敬瑄的出尔反尔令王建大为恼怒，为争夺成都，双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公元9年，王建的大旗终于插上了成都城头。

    早在公元年，对王建礼遇有加的僖宗已经亡故，不过这并不影响继任者唐昭宗对王建的宠爱，王建攻取成都后，昭宗诏封王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西川重镇，尽落王建之。公元95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领兵又一次攻破长安，昭宗出奔石门镇，下诏王建举兵勤王。王建打着“将兵赴难”的旗号，重新夺回利州、阆州，又借口东川节度使顾彦晖（此时顾彦朗已病故，顾彦晖继任）封锁长江水道，阻碍自己勤王救难，出兵攻打梓州（今四川三台），历经大50余战，于公元9年秋攻取梓州，顾彦晖举族自杀。王建又马不停蹄地分派人马攻占渝州（今重庆）、泸州（今泸州），打通川东水路。公元903年，王建又陆续攻得夔（今重庆奉节）、忠（今重庆忠县）、万（今万县）、施（今湖北恩施）诸州，尽占三峡之地。

    就在王建不遗余力地吞并唐朝图之时，唐王朝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昭宗的登基并不能给这个王朝带来复兴的希望。公元90年，宦官韩全海勾结李茂贞劫持昭宗入凤翔，此时的王建仍在忙于攻城拔寨，并无暇顾及昭宗的生死。公元903年，昭宗册封王建为蜀王，这是大唐王朝给王建最高，也是最后的荣耀。

    唐末乱世一方净土

    天复四年（公元904年），唐朝大吏朱全忠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公元90年，朱全忠诛杀昭宗，篡唐自立，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王建随即号召天下复兴唐室，却无人响应。5个月后，已是花甲之年的王建也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

    王建早年跟随僖宗，“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非将相可及”，大为感触，对投奔前蜀的文人也是礼遇有加。著名词人韦庄为王建称道，出任前蜀宰相，“凡开国号令，刑政礼乐，皆由庄所定”；道人杜光庭、高僧贯休、花鸟画鼻祖黄荃皆赴蜀中任职，向来恃才傲物的五代才子冯涓本已归隐，在王建多次邀请后也欣然为之所用。这些文人除了在前蜀任职，更给在刀光剑影中建立的前蜀政权带来了一袭书卷气。因此，十国春秋赞叹：前蜀的典章制度真有唐朝遗风。

    历史上，王建之子据有20余位，其实，这里的“子”多是其义子。王建早年与晋晖等人为田令孜收为义子，发迹后亦不断收养功勋卓著的官吏、部将为义子，藉此笼络人心，扩张势力。鉴于唐朝末年吏治不力，前蜀官吏有横征暴敛、作奸犯科的，王建毫不软，即使他的义子也不例外。义子王宗佶入蜀后任中书令，居功自傲，私下里收养死士，图谋作乱，王建当即诛之。王建戎马一生，“提三尺剑，化为国家”，历经数十载的金戈铁马才换来割据一方，故即位后“亲决庶狱，人无枉滥，恭检畏慎，无一事纵情，无一言伤物”。在他的治理下，蜀中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唐末乱世的一方净土。

    没等王建行动，陈敬宣就坐不住了，他非常担心王建对西川构成威胁，就和田令孜商量对策，田令孜不慌不忙地：“王八，是我的儿子，没什么可担心的，他现在做贼也是迫不得已。只要我写封书信派人送去，他便自会过来投奔在你下。”正愁没会发展的王建看见养父的书信，非常高兴，立刻派人去告诉顾彦朗：“监军阿父来信招我去，我很想去成都看望阿父，只要能在陈敬宣下得到一个大郡我就很满足了。”王建将自己的家属委托顾彦朗照顾，就领兵三千出发了。

    还没等他到成都，陈敬宣就反悔了，西川的参谋李义提醒陈敬宣：“王建乃是一个有虎狼之心的奸雄，一心想夺取他人的土地，等他来了，公打算怎样任用？他来了也不会长期安居在公的下，假如让他做名将校，恐怕对您极为不利！”陈敬宣听信了李义的话，下令前方阻挡王建。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的王建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就攻陷了汉州（今四川广汉），然后挥师直指成都。到了城下，田令孜上城墙劝慰王建，王建在城下跪下大声：“现在已经没有归路了，我今天辞别阿父去做贼啦！”

    王建又派人请顾彦朗来援助他，东川军队到了之后，王建指挥大举攻城，但成都城墙坚固难攻，苦战三日也没能攻进城内，王建没有恋战，下令撤兵，以汉州为根据地，向四处发展。

    后来，王建又一次兵临成都，但这时的顾彦朗怕王建占领成都后对自己也构成了威胁，就出了个主意，他对王建：“我在军中时，看见用兵的人如果不用天子的名义，大家就不容易团结。现在我们不如向皇帝奏报陈敬宣的罪行，让朝廷另派大臣来统帅，我们一同辅佐他，那样或许能有所收获。”

    纵观巴蜀历史，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凡乱世中在巴蜀立国称帝的，国祚都不长久，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东汉的公孙述如是，三国的刘皇叔如是，五代十国的前蜀王建和后蜀孟知祥皆如是。而且还有一个相同点：父辈皆艰难创业，子辈均荒淫无道；父辈为开国之君，子辈成亡国之主。前蜀的开国之君王建，就是这样一个虽然出身低微被视为无赖，却能在乱世中艰难创业，最终在历史上占据一席地位的人。

    王建不在蜀地出生，他的老家在许州舞阳（今属河南）。年轻时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赖二流子，靠帮人杀牛，盗驴，或贩卖私盐（古时，盐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贩卖私盐就像今天贩毒一样，是国家法律严厉禁止的）来维持生计。乡亲看不起这个不务正业的青年，因他姓王，又排行第八，于是，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贼王八”。当王建还在乡间给人杀牛、盗驴、贩私盐时，如果有人他今后会有远大前程，不仅别人不会相信，恐怕他自己也不会相信。但偏偏时势造英雄，更何况王建身上除了流氓无产者的恶习外，也有长相英俊，身强力壮等极出众的一面。他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却能审时度势，这也为他开创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一直在家乡混日子的王建，唐朝末年投军，成为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的士兵，因作战勇敢逐渐升为队将。当黄巢造反攻破长安时，唐僖宗逃到蜀地。忠武军将鹿晏弘率八千兵马随杨复光进攻黄巢，击败黄巢后，杨复光把部众分为八都，每都一千人，王建和鹿晏弘都被任为都将。杨复光死后，鹿晏弘率八都人马前往成都迎驾，沿途扩充兵力，进至兴元（今陕西汉中），赶走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牛丛，自称留后，让王建等挂上属州刺史的头衔，唐僖宗得悉后即任鹿晏弘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但王建比鹿晏弘更有政治头脑，他意识到，尽管唐僖宗已经逃到成都，但要想真正混出名堂，还是需要得到皇帝所代表的朝廷的赏识。不久，鹿晏弘与王建分道扬镳。鹿晏弘率部东向，王建则与韩建率三千人马，千里迢迢西奔成都护驾。这对落难的唐僖宗来讲，王建给他带来的不仅是区区几千军队，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政治宣传。大喜过望的唐僖宗当即重赏了五个都头，把他们封为“随驾五都”，并交由观军容使、大宦官田令孜统率。王建看到，流亡成都的唐朝中央政府中，田令孜权势最为显赫，他需要这个以阴险著称的大宦官做自己的后台。于是，他拜田令孜为义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