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枢完全放权的地区总督，能强横到什么地步？

    军阀，可以视为军阀，汉末、唐末的藩镇就是例子。

    吕维完全给傅宗龙放权，傅宗龙又完全给秦良玉放权西南战场以朝野应接不暇的速度被秦良玉收拾着。这样状态的秦良玉可不会被汉兵将领气哭，她握杀伐大权后，抵触秦良玉的汉兵将领比谁都听话。

    就西南战场的地形、路线、叛军组成成分上来，西南是无法发挥兵力数量优势的，是打不了决战的，只能打拉锯战、打烂仗。

    观察历年西南平叛战役，不管是播州之役，还是打土民、瑶僮叛乱，或者是与缅甸、安南土司打仗，往往战局变化起于规模突击战。双方对峙许久，往往锋线取得突破，那么对方的防线、战意就会出现全线动摇、崩溃。

    甚至出现几百明军一口气凿穿叛苗十几道防线，攻拔几十座苗寨的极端战例。

    土司叛军号称十万、十几万、几十万，是不能作数的但打顺风仗的时候又是可以作数的，远近土民都会跟着来抢一把。

    当战争陷入对峙期间，无利可图抢不到东西，土司老爷又不像大明朱皇帝那样能稳定发放粮饷，所以绝大多数土民又会离开交战区域，恢复生产生活。这也是对峙区域被突破后，土民村寨虽险固，但不堪一击的主要原因。

    沐启元有多少战争储备？

    他违背沐家生存策略强行跳出来发难，云南方面大本营率先断绝沐启元索要钱粮、兵员支持的道路；南京、北京勋戚许诺的响应、钱粮支援更是遥遥无期见不着影那么还有多少土司愿意跟着沐启元叛乱？

    土司叛乱，打出山区去抢汉民，那土民积极的很，自带干粮也会跟着去拼命，生怕土司老爷看不上。

    可如果没冲破明军防线，无法渗透到农耕区域抢劫，土民自然没有作战欲望。

    西南战场就这样，二十余万的土司叛军里除去水西安氏的近十万叛军外，余下十余万土司叛军都是混在军营里吃皇粮的。见无法突破秦良玉防线，不仅土司叛军数量在飞速削减，水西安氏的叛军也在飞速消散。

    现在水西封锁圈残破，乘现在不跑，再被明军封锁，又得过没盐吃的苦日子了。

    以明军过往平叛西南的光辉战绩，你敢率十万叛军围攻贵阳致使四十万军民困守饿死那明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就敢报一个斩首十万的军功！

    没有稳定钱粮供应，又抢不到东西，土司叛军数量一天比一天少；秦良玉重组防线联络川、楚、粤三省客军后，又以东川汉人土司兵为主力，开始反推土司叛军，根本不敢喘息之，连续推进。

    秦良玉所部军纪严明，战斗力都那么强；如果放开军纪约束，会不会更强？

    不好预估，也没现成的例子，反正三省客兵放开了军纪约束土民抄掠汉民十分积极，因为汉民普遍比土民富庶，能抢到东西；可三省汉兵是出了名的低待遇，比土民还穷，抢土民自然也能抢到土司。

    越穷的军队，抄掠起来就越凶狠，作战意志也越凶顽；这大概就是明军剃了辫子战斗力暴涨的原因所在。

    傅宗龙这个云南人、傅有德族裔，就揣摩吕维的心思，给前线三省客兵放开了限制尽管杀，放心抢，只要西南平定，人人都是有功将士。

    明初军队战斗力是众所周知的，可军纪就不好明了，有诸多隐晦。

    其他官员不清楚明初军队的军纪，傅宗龙难道还不清楚？现在他只是恢复明初时军队的战斗力罢了，军纪败坏、喜欢屠城总好过打败仗，败者无人权。

    彻底瓦解西南土司统治，本就是明初时就一直试探，想要施行的政策。

    最出名的就是那位奢香夫人，奢崇明的奢，她丈夫就是水西安氏的首领。明军进入西南剿灭元朝梁王势力时，奢香就服水西、永宁两家土司支持明军。

    只是大明更想一口吞了西南土司，又不好违约；于是马皇后的侄儿出任贵州都指挥使司的都司，各种暴力征税，又把奢香依照军法、官员惩罚的方式鞭打，企图刺激土民造反，以方便枕戈待旦的大军一口气扫灭土司。

    猝然的叛乱，明军又早有平叛默契，以明初的战斗力，横扫土司叛军不在话下。

    奢香识破这个计谋，自己忍耐了下来，也劝慰愤怒的各部土司。

    现在好了，大明内忧外患时，奢香的后代水西安氏反了，她娘家永宁奢氏也反了，从天启元年开始牵制了大明西南五省人力物力十来年。

    不乘着现在解决西南土司问题，以后难免又会出现贵阳四十万军民不敢投降，活活饿死到人相食的惨事。

    四十万军民逃避兵灾躲在一起，可想而知土司叛军的搜刮、屠杀有多么的强烈、彻底，宁愿饿死、被吃、吃人也不愿开门投降当时土司叛军究竟怎么对待汉民的，也不需明言。

    傅宗龙敢放开三省客兵的限制，将穷惯了的汉兵野兽化，湖广总督陆梦龙怎么看？

    他怎么看不重要，关键还要看新上任的两江总督徐梦麟怎么看。徐梦麟是贵州卫世袭千户，亲友、熟人九成九都死在了贵阳城中，你还问徐梦麟对西南土司叛军怎么看？

    还有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马士英，马士英祖上和徐梦麟祖上一样，是从军征伐进入云贵的；徐梦麟世袭千户，马士英家中世袭三品指挥使。

    在袁枢发迹前，马士英和袁枢、越其杰就是好友；袁枢被吕维重用，马士英也靠着自己才能超擢为大同府知府，知府正四品。

    几乎是四十四年这一届进士中升官最快，又远离党争的第一人。

    这一届进士中代表人物就是阮大铖，和马士英也是好友；这一届进士普遍是党争急先锋，如马士英那样在地方上脚踏实地干的人寥寥无几。

    马士英这个配合阮大铖，在弘光朝大肆打压、清洗东林党的‘奸贼’，被袁枢、徐梦麟一同举荐后，已作为云南巡抚下派到西南战场。

    决定西南土司制度存亡、西南战役走向的控制权，就这么诡异的回到了当年征南军的军官后代里。

    也因为贵阳之战的惨烈，以及吕维的放纵，这些征南军后裔控制西南军政大权后，除了复仇之外，如何避免当代人的惨剧再次发生，如何彻底让西南稳固，就成了他们执政必须考虑的问题。

    这个问题摆在面前，那一切土民土司都是靠不住的；能依靠的只有汉民，及秦良玉一类的东川汉人土司。

    改土归流是既定政策，东川汉人土司想要保住土司的半封建权力，就得让出东川区域，去西南深处抢占新的地盘。

    只有干掉原来的土民土司，汉人土司才有继续延续、存在的栖身地、价值。

    西南战争，从黔国公沐启元叛乱时，就进入了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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