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的基本军力叫正军，从正军里选拔精锐叫旗军。正军与旗军的比例是八比二，边防卫所则是七比三。正军家里的其它男性则叫军余，相当于预备役。这样卫所便建成精兵，基本军力，以及预备役三级军力，且耕战结合。努尔哈赤模仿了大明的卫所制，八旗的旗字就是打旗兵的旗字而来。卫所制全民耕战，缓解了东虏人口少的矛盾。现在刘洪起要施行的也是全民耕战，刘洪起要建的组织比卫所还要集权高效，因为他把妇女也纳入了进来。

    每个正军身后是一个家庭，每户授田五十亩，每年上缴十八石粮，十八石粮是三个人一年的口粮。其中的十二石叫正粮，由官仓保管，正军按月支取，就是这十二石正粮还是军户自已的，但怕你胡乱支用，吃了上年没下年，所以家里的部分粮食交由官仓保管，以保证军户能有计划地吃粮，以防寅吃卯粮，就象伟人的，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人民公社只管理到分配层面，但不管消费层面。就是粮食分到各家，至于你怎么吃，即消费层面，大队是不管的，也曾经管过粮食的消费，就是大办食堂，结果饿死了人。所以卫所的这十二石正粮，是管到了消费层面，管你怎么吃粮，你得按月支领。知青下放之初，也是这般，国家养知青一年，但知青要按月到公社领粮，不能寅吃卯粮，但也只管一年，而明朝的卫所管理军户消费至少管了上百年，所以卫所值得研究，只是不知管理得咋样。这有点社会保障的意思，你不能提前预支，就象去领养老金一样，不能提前领，你要是死了爹没棺材埋咋办，可不就得卖粮买具薄皮棺材埋爹，但埋过爹家里没粮了。而如果不能提前预支粮食，爹死了也就芦席卷出去了，这样方便了活人。

    但卫所只管消费，却不管生产，即种地，地亩分给各军户家庭，自行耕种，和民户无二致，自然也没什么分配问题了。生产和分配，卫所都不管的。人民公社管了生产与分配，但不管消费，而刘洪起要建的军囤，则要把生产，分配，消费都管起来，全面接管经济，非但如此，还要在寨内行军法。管理消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吃食堂，有粮大家平均吃，一种是卫所那种按月领粮的方式，以防你提前消费。还是以吃食堂管得砌底，因为食堂是按天给粮，而领月粮是按月给粮，你领了一袋粮不定拿去干什么了，但你总不可能到食堂领了俩馒头，拿去赌博。就算拿去赌，也只是输了一顿，而不是输了一月的口粮。六零年的食堂是瞎搞，而并非是食堂制度不好，食堂是为了有计划吃粮，六零年的食堂恰恰是无计划吃粮，食堂是为了让大家都有保障，六零年的食堂恰恰是叫大家都无保障。食堂是为了公平，六零年的食堂恰恰最不公平，做饭的与干部都吃得肥贼一般，其它人饿死。食堂的核心是按日给粮管理消费，并且是在计划性，保障性，公平性的前提下。六零年的食堂三性全失，并且使得食堂制度被污名化。食堂制度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集中粮食在，好办大事，也好控制团体，好将团体凝结为家庭，也有去除私心的作用。

    军户上缴的十八石正粮当中，有十二石是月粮，即军户的口粮。其余六石则是余粮，用来养卫里的旗丁和军官。所以缴月粮相当于缴社保金，缴余粮则是纳税。一个卫的正军，八成人种地，两成人守御，这两成负责守御的精壮叫旗丁，理论上是不种地，或少种地的，就要由那八成种地的人缴余粮来养。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六石，每个正军家庭一年缴六石余粮，可以养一个旗丁，四户就可以将一个旗丁家庭养起来，可能旗丁的家人也要种地打些粮。但是，卫所的月粮制度早已被破坏，你去官仓支取自已的月粮，你缴了十二石月粮，管仓的最后只支给你八石。朝廷连个仓库管理员也治不住，极度**，这与大明代代都是昏君的政治现实是契合的。这是月粮，后来对粮食不得不由军户自收自存，废了卫所仓。而到了崇祯年间，又命令军田民田一体起科，又是是废了余粮制度，以前军户缴的税主要是余粮，这叫自支自养，以卫为单位，每个卫自收自养。现在又废了余粮制度，改缴国税地税。到了崇祯年间，军户在经济上与民户已无差别，但军户却要负担漕运与上班，军户处境更为艰难。

    所谓锦衣卫旗校，沾了一个旗字，这代表他们不种地，锦衣卫也是卫所。

    每户军户分50亩地，百户分4亩地，镇抚分3亩地，因为百户和镇抚是拿工资的，分的地比正军要少，他们的工资就从余粮中拿，就象村干部是有工资的，同时家里还有地，村干部的工资早先也是从大队提留里拿，也不是国家养的，这个提留在卫所就叫余粮，余粮用来养旗军与军官。卫指挥使300亩地。这300亩地，靠指挥使的家人是种不了的，他只能雇人种，他会雇人来种么？他当然要役使军户来种，而他家里也不止300亩地，300亩只是法定数字，他的地亩多在法定数字之上，因为他们不法。镇抚家里也绝不止3亩地，百户家里也绝不止4亩地，此外还有千户，指挥同知，指挥佥事。这是卫所制度速迅崩坏的起因，即卫所从一开始就有非法的劳役。

    军户除了要缴余粮，还要负担劳役。在明末边军一兵里，开头就是锋火墩里的旗，就是排长，叫王斗明天去给自已种地。结果王斗没吊他，他自家的地都种不过来。要是吊了他，去给别人种地，自家的地更种不过来了，那只好将地卖给军官，军官就变成了地主。这当然是非法的，那些千户，指挥使便把地册弄乱销毁，导致卫所田亩成了乱帐，无法查稽。卫所军官大量侵吞军户的地亩，还有些卫所地亩卖给了权贵，很低的价钱就卖了，因为这些地亩存在司法风险，只能算产权。

    卫所地亩要么属于军户，要么属于军官不法获取，要么属于权贵不法买来，要动这些地，就要与卫所军官以及权贵翻脸。想招集流民垦荒，地亩产权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垦荒只能动卫所田亩，而不能动民田。因为民田，人家有地契，你怎么能把人家的地拿来垦荒？就是荒地你也不能动，你动了就得一家家谈判，有九个好讲话的，有一个不好讲话的，你也麻烦，好不容易修的寨子，附近有一大块地不叫寨子耕种，这就意味着这座寨子幅射的地亩减少了，又意味着堡寨能养的人减少了，意味着堡寨武力的下降。八个金刚抬不动一个理，朝廷做事要合法理。而卫所地亩多被不法兼并，法理上可以动，卫所田亩是国有，因为军户不得转业从事其它营生，那军户的地亩一定是不得买卖的，卫所地亩的所有权还在国家，卫所地亩是国有土地，军户只具使用权。国家也可以将卫所地亩打乱，对军户重新分配使用权。军户方面也不会有太大阻力，阻力多在军官与权贵。

    好在太祖建了卫所制，保存了大量国有地亩，给朝廷保存了动这些地亩的法理。而凤阳是卫所最集中的地方，凤阳附近几县有八个卫，而整个河南才十四个卫，所以凤阳是卫所地亩被侵占最多的地方。崇祯之所以亡国，一大原因就是他走的是单纯的军事路线，大量弊政不去改善，比如崩坏的卫所。可能崇祯打算先平乱再改革，但治乱应由内而外，而最内层的乱则源自朝廷自已，武将跋扈，太监胥吏衙役贪残，流贼只是中层之乱，东虏则是外层之乱。治乱要由里，到中，最后及外。但崇祯完全搞反了，他更重视东虏，然后才是流贼，对政府的内乱也根本没触及，由内及外被他搞成了由外及内，这是他亡国的一大原因。

    后来他将卢象生由剿贼战场上调到宣大总督任上，就是安内必先攘外的战略，而非攘外必先安内。杨嗣昌后来一度纠正了崇祯的偏差，在卢象生阵亡后，杨嗣昌加派剿饷，练饷，就是想先将内乱平定，也取得了很大效果，几乎将流贼平定，却最终失败。因为真正的内乱在朝廷内部，比如将领越来越骄狂，不去治理，后来大明直接亡在骄兵悍将身上。

    朝廷的内乱在于太监，胥吏，兵痞，但崇祯之所以还能撑这么多年，他依靠的是文臣，军事上他依靠文臣去督师，地方吏治之所以没败坏到极致，也是因为有大量读圣贤书的忠贞之士在维持，但是，后来的历史，将大量文臣都描写成贪官污吏。如果大明由太监，胥吏，兵痞，贪官这四种人掌控，大明早就完了。在这四股力量中，文臣是中流砥柱，大明的军队是文臣在统率。

    刘洪起与崇祯相反，他极为重视内部建设，为了净化内部，他宁肯放走一多半的镖师，这是何等魄力。同时刘洪起极为强调权威，他是被后世的民主弄怕了，庄士认为民主就是斩首行为，将一国的首领斩去，换上总统之类没有实权的名义首领，那这个国家会怎样？印度，巴基，台湾都是例子。净化组织与加强权威是刘洪起的两，他认为这样才能战无不胜。此外，他还有科学技术的一，刘洪起较弱的是外交，主要是对付朝廷方面，他不善玩阴谋。内部治理使得组织四肢发达，科学技术又使发达的四肢挥舞起大刀，而外交就是刀法。刘洪起打造的组织，四肢发达，大刀锋利，就是刀法不怎么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