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节的俄罗斯天寒地冻，施瓦伯格在楼下站了三十秒，就决定还是先回去。结果上电梯时跟伊万诺夫撞个正着，那乡巴佬抓住他的手摇了摇，“你要出去吗？”

    “不。”施瓦伯格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哪里也不去。”

    “你不是来玩的吗？”伊万诺夫满脸怀疑，“你是不知道怎么乘地铁吗？”

    开玩笑！施瓦伯格费了好大劲才把涌到嘴边的恶毒问候压回肚里。“你吃早饭了吗？”乡巴佬还在问，寒风吹得他鼻尖通红，“面包是新出炉的，我用了最好的面粉。”

    “那是你烤的面包？”

    “对，对，我烤的。”

    “没烤熟。”施瓦伯格随口瞎掰，“果酱也变质了。”

    “什么？”伊万诺夫大惊失色。看得出来，他很珍惜自己在爱彼迎的“事业”。“我会认真检查的！真抱歉……也许是我设定错了烤箱的温度和时间，对不起。”乡巴佬又抓住施瓦伯格的手摇晃，“这样，我请你吃早餐吧！午餐也请你。”

    “不要，我得出门。”施瓦伯格抽回手，警惕地盯着伊万诺夫。他太矮了，而伊万诺夫个子太高，这格外讨厌。超过十八岁就很难再长个子，施瓦伯格恶狠狠地瞥了眼他的临时房东，“再见！”

    “你去哪？我送你。”伊万诺夫跟着他，“你穿得太少了……风会吹透你的！”

    这句话倒是真的。没走几步，施瓦伯格就后悔了。从地理位置上看，圣彼得堡不该比柏林冷很多。施瓦伯格这件黑羽绒服陪伴他撑过了四年的柏林生活，但在俄国邪恶的寒风前丧失了所有作用。他冷得瑟瑟发抖，没错，真正地发抖。伊万诺夫一把抓住他，像拎一只不听话的猫那样，“你得戴围巾。”

    “女人才戴围巾！”

    “谁的，哪本书里也没有这条规定。”

    伊万诺夫解下他的围巾，丑陋的灰色大围巾，带着奇怪的气味——估计是仍在胡萝卜堆里了，反正挺难闻——和人体的温度。他用围巾裹住施瓦伯格的脖子，“你的脖子是冷的。”

    “啊哈，你的脖子是热的。”施瓦伯格拽了拽围巾，“妈的！”

    “你怎么可以骂人呢？孩子不能脏话。”

    “我不是孩子！”

    伊万诺夫抓着他的胳膊，“啊，我忘记告诉你了，要是你有学生证——”

    “草，俄罗斯没加入欧盟，我的学生证在这里没用！”

    “你果然是学生啊！你是大学生吗？”

    为什么要站在风里“聊天”呢？施瓦伯格牙齿咯咯作响。伊万诺夫抓着他，把他塞进车里。车里暖烘烘的，开着暖风，“你去哪玩？我送你。时间还早。”

    “你怎么还不去上班？你要迟到了！”

    “我的工作就是出租房子啊。今天有两个美国客人要过来，他们的飞机十一点钟到。”

    施瓦伯格量伊万努夫的丑陋绒线帽，“那些房子都是你的？”

    “我租的！然后租出去。我弟弟告诉我这个法子……他在大学里念经济。”

    “念经济的都是吸血鬼。”

    “不！我弟弟是好人，他不是吸血鬼。他很聪明，他也是大学生。起来，你读什么专业？”

    “你没上过大学？”施瓦伯格没好气地解开围巾，车里实在太热了，胡萝卜味儿熏得他头晕，“为什么，因为你没考上？”

    “我不聪明。”伊万诺夫发动车子，“我弟弟和妹妹能读懂课本，我读不懂。”

    “你他妈居然是个文盲？我就知道——”

    施瓦伯格用拇指字，迅速发表一条状态：俄国的教育水平堪忧，每两个三十岁以下的俄国人中就有一个文盲。

    “我认字！我中学毕业了！”伊万诺夫争辩，脸膛通红，鼻子旁边的青春痘闪闪发亮，“我不是文盲！”

    “行了行了。”施瓦伯格长出一口气，“反正你也认不了几个字，不用狡辩。”

    这时，跨越了十三个时的时差，昆尼西的消息到了：“阿历克斯，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讲俄国人的坏话吗？”

    “我只是实事求是呀，亲爱的。”

    “这不是事实，我刚查过了，俄国的……”

    可爱的傻瓜。施瓦伯格把昆尼西的消息读了三遍，然后将手机塞回口袋。伊万诺夫惴惴不安地看了他几眼，“你的表情很奇怪。”

    “这是满足的表情，白痴。”

    “不，太奇怪了，真的，你这样看起来——”

    “闭嘴！我不想话，过期的果酱让我犯恶心。”

    伊万诺夫眨巴眼睛，“可是，你要跟我去机场吗？”

    “当然不！”施瓦伯格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惊叫，“草，你这混蛋，你误了我的事！”

    “你到底要去哪？”

    “我他妈要去看坦克！听懂了没有，文盲，我要去看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