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内篇到儒道二者的分工：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他是把祭祀以祈福这种宗教性活动划在儒者的职责范围内的，也就是，在神道设教的意义上，葛洪是毫不含糊的儒教中人。所以，我仍然认为：葛洪既不是道教组织的成员，也不是道教思想的同情者，而後来的道教徒牵强附会地把葛洪引作同道先哲，不过是借重葛洪的博学能文以壮本教声势。葛洪称郑隐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抱朴子内篇遐览。似乎在葛洪眼中，师傅郑隐也和自己一样，是儒道兼修的儒教中人。我仍然认为，葛洪。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信仰特定的神格。其三，上述诸位所实践的道术，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都努力实践长生成仙之术。据抱朴子内篇金丹所，他们因传授金丹仙经而形成几代师徒关系。抱朴子内篇黄白还：郑君言，曾与左君於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後汉书左慈传载左慈擅长变化之术，该传注引曹丕典论，则左慈擅长补导养生之术。抱朴子内篇释滞载葛玄能闭气胎息，每大醉及夏天盛热，辄入深渊之底，一日许乃出。郑隐则注重三皇派敕使鬼神之术。葛洪得传众多方术，但最注重的只是金丹术。而葛巢甫造构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强调五篇真文作为符咒的威力，其威力可以归纳为四：一是人可以成神仙，二是可以使天的运行正常，三是可制治死者世界的鬼魔，四是在洪水之际免於淹死。显然葛巢甫对金丹术等技术实验性的长生成仙之术缺乏兴趣。技术实验性的长生成仙之术重在自力，是以自身的努力为基础的，而五篇真文的符咒成仙之术则重在他力，以对外在神力的依傍为基础，两者趣向相反。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道术实践的目的基本上是个人性的，而葛巢甫道术实践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超乎自身个人范围，涉及全社会。後来在五篇真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许多灵宝派经书，接受大乘佛教影响，更加提倡无量度人，贬称个人解脱之道为乘。例如道藏太平部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曰：宗三洞玄经，谓之大乘之士。先度人，後度身，坐起卧息，常慈心一切。同部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称赤乌三年葛玄於劳盛山向一批道士开示他们未得天仙之由，是因他们：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人得道。不信大经弘远之辞，不务斋介，不尊三洞法师，好乐盛，故得地仙之道。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实践特定仙术。所以，不能认为他们属於同一个道派。所谓有一个葛氏道流派的判断，不能成立。三、所谓葛氏道教世家辨析即使证明了葛氏道流派不能成立，也还不等於证明不能成立，因为道教世家的流派属性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进一步的辨析还是需要的。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辨析。其一，道教是不是东吴两晋丹阳葛氏家族的家世信仰？抱朴子外篇自叙载有葛洪家世资料：洪曩祖为荆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国贼，弃官而归，与东郡太守翟义共起兵，将以诛莽，为莽所败，遇赦免祸，遂称疾自绝於世。莽以君宗强，虑终有变，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庐，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践祚，以庐为车骑，又迁骠骑大将军，封下邳僮县侯，食邑五千户。开国初，侯之弟文随侯征讨，屡有大捷。侯比上书为文讼功，而官以文私从兄行，无军名，遂不为论。侯曰：弟与我同冒矢石，疮痍周身，伤失右眼，不得尺寸之报，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转封於弟。书至上请报，汉朝欲成君高义，故特听焉。文辞不获已，受爵，即第为骠骑营立宅舍於博望里，於今基兆石础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给如二君焉。骠骑殷勤止之而不从。骠骑曰：此更烦役国人，何以为让？乃托他行，遂南渡江，而家於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娱。文累使奉迎骠骑，骠骑终不还。又令人守护博望宅舍，以冀骠骑之反，至於累世无居之者。洪祖父学无不涉，究测精微，文艺之高，一时莫伦。有经国之才，仁吴，历宰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入为吏部待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洪父以孝友闻，行为士表，方册所载，罔不穷览。仕吴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会稽太守。未辞而晋军顺流，西境不守，博简秉文经武之才，朝野之论，佥然推君，於是转为五郡赴警。大都督给亲兵五千，总统征军，戍遏疆场。天之所坏，人不能支，故主钦若，九有同宾，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迁至大中大夫，历位大中正，肥乡令。县户二万，举州最治，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赠，不入於门，纸笔之用，皆出於私财，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於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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