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万永社与两个月前相比，有了不少改变。

    残破的木墙已被砖墙取代，有三丈高；四周角楼已不再是歪歪斜斜的了；前院更是换了一扇厚实的木门。

    虽然还是两进两出的院子，可前院和后院又靠墙新修了四列厢房。

    至于正堂也已经已翻修过，不只面貌焕然一新，门户都结实了许多。

    虽然不敢固若金汤，也不能和右闾豪猾的宅院相比，但在闾左这些低矮的宅院里，仍然显得鹤立鸡群。

    改建之后，此处不再像一个私社院子，反而更像一级有板有眼的官衙。

    前院两侧的厢房是马厩、伙房和仓廪，还有专门供社中子弟值守的寝房。

    社中现在一日管三顿的饭食，肉菜管够，只要是社中子弟都可以同吃。

    这并不是在收买人心，而是为了让社中子弟的身形更加强壮。

    效果也显而易见的，短短两个月时间，社中的年轻子弟都壮实了不少，精力也比原先要充沛许多。

    至于后院，正房改成了钱库，存放两个月里征缴到的市租；两侧的厢房一边是账房，一边是刑房。

    如今，万永社家大业大，每天不分昼夜都会有二三十人值守。

    屋外屋内，廊下院外，楼上楼下，都安排了敏能干的子弟。

    总之，用兵强马状来形容如今的万永社，那是一点都不过分。

    辰时，在一众子弟的簇拥之下，樊千秋冒着风雨来到了正堂。

    堂中的十个人已经等候多时了，他们站成两列，分别站在左右。

    和寻常的城管卒一样，他们的臂上也都带着不同颜色的袖箍。

    樊千秋不仅对万永社的宅院进行了改造，对其架构也进行了改制。

    目的是提高万永社的组织度，从而提高其效率和战力。

    首先，从层级上来，万永社从上到下分为四层。

    第一层是社令，总掌全社。

    第二层是掌“文事”的社丞和掌“武事”的社尉。

    第三层是掌管一摊子具体事宜的“六房四市”们。

    六房是：掌度支的钱房，掌考评文书的书房，掌扫盲的学房，掌庶务的伙房，掌武斗的武房，掌监察的刑房。

    ()(e)　　前四房由社丞管辖，武房由社尉管辖，刑房由社令直辖。

    四市则分别掌管四个里的市租征收之事，四市之下自然还会再往下分工。

    六房四市的十个头目就是万永社的中层和骨干，放在社中来，他们权利很大。

    如今，贺忠仍然是名义上的社令，但是已经不怎么过问社中之事了，所以六房四市都由樊千秋直管。

    第四层则是社中的寻常子弟了，又按照入社时间长短和功劳大，分为初卒、中卒和最卒。

    若是按照职能来分，又可以分为书卒、算卒、打卒和杂卒等，而打卒又分步卒和弓卒。

    如此划分下来，整个万永社的效率比原来高了很多。

    社中已经有子弟二百人了，为了方便社内子弟相互辨别身份，不同层级的子弟要佩戴不同颜色的袖箍。

    用颜色来区分层级和身份，这个灵感来源于后世血汗工厂的厂牌颜色。

    社令、社丞、社尉的袖箍为紫色，六房四市的袖箍为青色，寻常子弟的袖箍为赤色。

    等级分明，一目了然。

    虽然这套体系仍然有不少的纰漏和不足，但其带来的组织度在长安私社中无人可及。

    而这也是万永社能够顺利征收到市租的一个原因。

    站在堂中的这十个人正是万永社的“六房四市”，因此他们都带着青色的袖箍。

    樊千秋在正堂的上首位落座之后，这些头目才在各自榻上坐了下来。

    “李不敬，上个月共收到市租几何，先报上来。”樊千秋向钱房李不敬询问道。

    这个李不敬也是市籍出身，曾在东市有家粮肆，为人本份，却被人诬告破产，两个月前被樊千秋招入了社中。

    “上个月，每日约有行商八百在乡中社肆，这设肆市租共收到了34万5千钱。”

    平均算下来，每肆每日只交不到5多钱，看来大部分行商所做的营生规模都不大。

    “全乡所成交的货物约值500万，征得的交易市租约45万钱，两项合为约9万5千钱。”

    一日成交货物的价值为50万，平均到八百个行商头上，就是600多钱，果然多数是行商。

    ()(e)　　樊千秋在心中横向纵向地比对着这些数字，确定没有太大出入之后，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九月的时候，收到的市租合计约为50万钱，十月一下子多了六成，看来万永社运转得更流畅了。

    樊千秋对这个数字有心理准备，所以并不觉得突兀，但堂中的“六房四市”却都听得目瞪口呆。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社中的元老，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月能收到那么市租的，甚至一年都收不到啊。

    离年关还有两个月，行商往后会更多，那之后的一个月岂不是可征到百万钱？

    这个数字，光是想一想就令人惊叹，他们看向樊千秋的目光更多了一些钦佩。

    樊千秋被这个数字冲昏头脑，他知道，市租收得多了，但人力成本也增加了。

    “那你再上月的支出。”

    “社令领月钱5000，社丞兼社尉领月钱3000，六房四市领月钱2500，合6万钱。”

    “六十个最卒领月钱500，六十个中卒领月钱200，八十个初卒领月钱000，合24万2千钱。”

    “社中庶务支出2000钱，翻修宅院支出50000钱，抚养乡里孤老支出20000钱，合万2千钱。”

    “乡长私费4000，乡三老和孝悌力田私费各3000钱，里长私费各2500钱，亭长私费4000钱”

    李不敬把“乡里亭”头面人物的名字都念了一遍，足足十几人之多，最后给出了数字：“合5万钱。”

    “各项支出总计约43万钱，剩36万5千钱。”

    36万5千钱，只看数字的话，已经远远超过樊千秋的目标了，但他也看清楚了一个问题。

    征市租的成本实在是不低啊，难怪一个政权的征税能力，代表这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钱确实收得多，但谁会嫌钱烫呢？有些钱得砍一砍，比如最后那笔私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