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章 天灾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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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作为史官,他记录的史书,对天灾罗列有下:

    建元四年夏,有风赤如血。

    六月,大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建元五年夏五月,大蝗。

    建元六年二月,辽东高庙遭遇火灾。

    刘彻记得,这高庙是父皇在平定七国之乱后,心有戚戚。

    深感于王室血脉淡薄,诸侯王不行拱卫天子之职责,诏令各诸侯国修建的,其意在唤起诸王渐渐淡忘的血缘和亲情。

    他觉得这火烧得太蹊跷,按辽东这时正是冰封雪飘的时节,气温十分的低,为何就忽然起了漫天大火呢?

    据宗正寺和太仆寺的官员,大火烧得很猛,供奉太祖高皇帝的大殿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其他附设建筑也已成为残垣断壁。

    这难道不可以明,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的灾患?

    而眼前,又有来报,长陵高园的寝殿先前又被焚毁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彻将目光投向面前的司马谈,司马谈很惶恐。

    作为史官,他明白自己的职责不仅是忠实地记录皇上的起居、朝廷的大事,还负有解释天象的责任,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使命,都不得不去解答。

    但如回答不慎,往往要担着身家性命,他不免慎之又慎了,万一回答的让陛下不满意,祸及家人更为可怕。

    “依微臣看来,天象与人道相分而又相应,有时是相对应的,有时却又毫无关联。

    微臣记得当年五星逆行于空时,陛下曾借用荀子的话来解释,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高园失火,臣认为这纯属偶然,圣上大可不必在意,意外之事许许多多,哪里又全然理得清。”

    “是这样吗?”

    刘彻对司马谈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他狡黠一笑,指着实录上的记载道:“朕之所以忧虑,并非没有根据,是因为前年有星孛于东北后,辽东的高庙就毁于火灾。

    今年刚刚开春,高园又再度毁于大火。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人为?

    你‘相分而又相应’,这让朕想起了董仲舒当年在策对中的话,这是不是皇祖的在天之灵在警示朕呢?”

    司马谈犹豫再三,觉得还是把天象和人事分开来比较稳妥,要不然可就不清了。

    他整理一下思路道:“董公之言,过于玄秘,陛下也曾经过,不可尽信,不可妄测。

    臣记得周昭公十八年,宋国发生天灾,郑国亦惧。

    史官欲以宝物祭灶,祷于上天,以乞救于上天,免于灾祸。

    子产闻之,言于王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

    臣又闻,宋襄公在位之时,陨石落入境,鸟退而翔,国人皆惧之,内史叔兴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由是观之,臣认为高园大火,乃天行之常,非上天谴告,若强自惶恐,怕误了天意。

    建元元年以来,虽天灾频发,然南越闽越臣服,东瓯归收,农桑兴国,万民安乐,陛下自是无须忧虑。”

    话虽这样,但刘彻的心情却没有因为司马谈的分析而有丝毫轻松,思绪反而多了起来。

    正待要再问下去,包桑进来众位大臣已在塾门等候多时了,刘彻才收住话头,正了正衣冠,传旨上朝。

    刘彻把问题带到了朝上,并且兴致勃勃的对大臣们一一询问,询问之后便是责难。

    在将大臣们一一数落过后,刘彻宣布道:“高园遭灾,是朕之过,朕自今日起,素服五日。内史石庆,着即免职,闭门思过。”

    朝堂上的风雨,有时候就是如此莫测,往往刘彻一个兴致勃勃,就代表太皇太后与皇太后族系的人落马。

    表面上的处罚和被处罚,隐藏在背后的往往却是智谋和权力的较量,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如若四年前,赵绾不丢失那份要命的奏章,太皇太后就算对刘彻有多少愤怨,也不会公开阻挠新政。

    因为她也要避嫌,吕后的教训,是所有人避之不及的,天下人也会落下话柄。

    同理,高园火灾也成了石庆被逐出朝堂的缘由,而石庆,正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太皇太后硬塞给刘彻的庸才。

    石奋父子三人,太过拘谨于节,连一个字少加一点,都要斤斤计效,先帝不烦他们,刘彻却有些烦了。

    相比之下,经过四年磨砺的刘彻,处置这些事情来,早就滴水不漏,却比太皇太后高明多了。

    他并没有将许昌和庄青翟的职务也免掉,这两人还没什么问责。

    这样,既表明了他对整肃纲纪的决心,又不至于让躺在病榻上的太皇太后受太大的刺激,是两全之策。

    而他素服五日,又一次将大汉以孝立国的宗旨,通过行动,昭示天下。

    散朝以后,司马谈又被刘彻留下,但却再没有谈灾变的话题。

    刘彻指着实录上的文字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种事也要记上去?”

    司马谈捧起竹简,见刘彻在记载他外出狩猎、踩踏百姓稼禾一处,画了重点,也就是点了记号。

    “你这不是给朕难堪么?后人看了这些记载,将会怎样评价朕呢?我不会这是一个昏君?”

    司马谈对刘彻的问话并不感到意外,但记录下来,就不会再更改了。

    他早已从父亲口中得知,历来的国君或帝王总是希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最辉煌的、最神圣的形象,而不愿把哪怕一点污渍留给后人,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作为史官的责任,确实让他对事需要有认真态度,不能毁了金字招牌。

    司马谈没有犹豫,一脸严肃的回答道:“臣宁可身死族灭,也不能因文过饰非,而遭万世唾骂。

    臣记得圣人有云:‘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还有”

    刘彻望着跪在地上司马谈,侃侃而谈,毫无惧色,一时倒不知怎样去怪罪于他了。

    对史官来,信史如同他们生命一样重要,纵然杀了司马谈,他的儿子,司马迁也会秉笔直书的,不是么?

    想到这儿,刘彻也是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