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围观群众，纷纷跟着游街队伍看热闹。

    谢晋元开始的时候也跟随人群去看过几次布告栏中的内容。他看了后，立刻对于写布告的这些人的行为很反感。他觉得，如果人家犯了错误，你给可以人家指出来，批评教育。即使错误严重的，大不了撤职。可是用这样公开揭短的方式，太过分了，让人感觉十分不舒服。更何况，有的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空喊口号。有的甚至人身攻击，更像泼妇骂街。

    他没想到，像类似点名批评这样的行为，对于这些组织来还算是温柔的行动，后耒他们很快就行动起来了，把布告栏公布点名的人抓了起来，开大会，让他们低头站在会议高台边缘，接受台下群众的目光。然后又押着他们沿着街道招摇过市，让沿途人们观赏。

    谢晋元觉得这些人干的事过分了，可是，谢晋元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即使对这样的表达方式不满，又能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个人的意见是微不足道的。他也明白，自己若只是私下偷偷的表达异议还无所谓，反正这样的人物没有人关注。他要是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就是往别人的枪口上撞，是自找倒霉，别人绝不会放过他，他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场浩大的政治运动影响下，子弟学校也不上课了。职工的孩子们每天放羊一般，自由自在的撒欢。谢晋元的几个孩子还算比较老实，不一去跟着看热闹。大女儿帮家里做家务，大儿子和几个邻居孩子们去河里钓鱼。

    随着这个运动的持续，这些组织到处张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幅标语，他们不是在空喊口号，而且有实际行动。在继厂领导和车间领导之后，没过多少天，他们就把斗争目标转移到隐藏在革命群众中的坏分子身上。于是，人们发现，厂里一些老实巴交的技术员也相继被出来，押到大会的台子上。

    他们给这些技术人员的罪名，是坏分子。理由是，这些人祖上出过资本家，是资本家的后代。由于资本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敌人，他们的后代，理所当然也就是坏人。。

    这些被出来的技术员，和以前被出来的领导不一样。那些领导，多少都有些政治涵养，对于遭到不公平对待，都能默默忍受下来。但是技术人员不行。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文化人，多数人专注技术，性格内向，爱面子。当初他们响应号召，从大城市来到豫西山区的这个山沟沟，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现在突然遭遇这样的厄难，一时间都接受不了，有的精神濒临崩溃，好一些的也是被打击的精神萎靡不振。

    但是，令谢晋元感到不解的是，对技术人员这样的行为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指责。而且这个时候，厂里新的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又有几个组织纷纷加入这个行列。这个运动已经不仅仅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更是触及到人的灵魂。不仅仅厂里是这样，外面的社会上也是一样的情况。很多组织都在做类似的事情，用各种方式触所谓的坏人的灵魂。

    触及灵魂，确实比触及**的作用大。特别是对于有文化的人。

    这一天，谢晋元听到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技术员陶锯，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自杀了。

    陶锯在惠阳械厂的时候，跟谢晋元关系不错，还来家里表演过帽子魔术。他的性格内向。在前不久，他被造反派的革命群众查出，三代之前家里曾经经营过一个工作坊，立刻被定性为资本家的黑后代，不仅被押到台上挨批，还被拉出来游街。他忍受不住这种人格侮辱，当天晚上就在宿舍里吊死了。

    他的死亡，不仅没有让那些人感到愧疚，他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陶锯的死被定性为自绝于人民的行为。这个决定，没有人敢逆流。这让谢晋元感觉到愤怒，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不仅为了这些无辜的人，也为了自己的良知。

    有一天，有个人来谢晋元家里给他做动员：“谢晋元，你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参加到我们的组织中来吧。我们红新卫是最大的组织。”

    正着，又进来一个人：“谢晋元，我们组织才是正确的革命组织。参加我们组织吧。”

    三二零战斗队也是厂里一个组织，因为成立于三月二十日而命名，规模比红新卫很多。

    看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独善其身，于是谢晋元：“那好，我就参加三二零。”

    为什么不选择红新卫，要选择势力比较的三二零？

    原因很简单。红新卫带头破坏了工厂的生产，迫害老革命和老干部，不尊重技术人员，逼死了陶锯。在他眼睛里，红新卫这个组织不是什么好东西。三二零虽然也不见得好到哪儿了，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比红新卫要好一些。

    三二零战斗队虽然也是一个组织，他们做的事情和其它组织差不多，但是三二零作派还算是比较温和的。这个组织看重的扩大自己的影响，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搞宣传。

    既然参加了组织，就要统一标识。谢晋元来到三二零总部，原来服务中心的主任办公室，领取了有组织标识的红袖箍。这个时候他才见到三二零的头头，原来是葛新成，加工车间的一个工段长。

    这一天下午，葛新成对大家：

    “明天上午八点半，在厂门口集合，我们去游行。大家都要带上红袖箍。李，你准备好红旗和传单。”

    第二天上午，从厂门口开始，三二零战斗队的游行队伍出发了。一面大旗带路，随风飘扬的旗帜展开，可以看见醒目的三二零战斗队字样。后面紧跟着几个抗着步枪的工人，再后面就是百来个徒的造反派队员。这是当时造反派出行的标准模式。

    三二零的游行队伍一路上不断的有人带头喊口号，替自己的组织宣传。这是惯例。

    过了一会儿，口号变味了。他们高喊的口号开始贬低别人的组织。打口水仗，这个也是惯例。

    在队伍周围，陆续有群众围观。于是队伍中就有人出来，给沿途围观的人分发传单。这个也是惯例。

    传单也没有什么新意。大概就是吹嘘三二零是最坚定的革命组织，其他的组织都不值一提。号召大家踊跃参加三二零战斗队。

    二分厂的面积不大，主要道路也没有几条。不到半个时就结束了。工人们有的回家，有的去买东西，有的四处溜达。葛新成将几个头头召集起来，皱眉：

    “这样下去可不行。二分厂的地方太了。我们要扩大影响，窝在这里可不行。我们应该走出去。”

    “是啊。红新卫前几天都去县城了。我们也去吧。”一个人道。

    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两个组织开始了互相比拼。红新卫不满足影响力局限于的浊玉，于是就带人去了灵宝县，在县城大街上走了一圈。

    “不。我们不跟他们学。我们不去灵宝县，我们去洛阳。”葛新成。“去洛阳的影响比灵宝县城更大。”

    “好。就去洛阳。”几个人都同意。

    接下来就是准备车辆和参加的人员。由于路途远，车辆少，不能全部都去，于是就选择一些年轻力壮的人。像谢晋元这样四十岁大叔，拖家带口的，就没有资格参加了。

    第三天，葛新成就带三十多人乘坐一辆卡车，去了洛阳，举着红旗，喊着口号，在西工区的中州大道上走了三二里。

    这个消息很快被红新卫的头头路星海知道了。他看见三二零去了洛阳，受到启发，立刻就组织人马去了省城郑州。

    看见红新卫去了郑州，葛新成没辙了。他还没有能力带领自己的队伍到北京去。很显然，在扩大影响的比拼中，自己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怎么办呢？

    他召集几个身边的人，到三二零总部开会，研究对策。具体是怎么研究的，大家不太清楚，但是大家看见，三二零忽然改变了方式，不再去外地了，目标转向其它分厂，要扩大在各个分厂中的声望。

    路星海发现对出新招，不甘示弱，立刻跟上。没有几天，红新卫的人也去分厂。

    本来，不管哪个组织，做事情的方式方法都一样，都是在吹嘘自己，贬低别人。目的都一样，都是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做起事情来，也是各做各的，互相之间没有发生什么直接冲突。谁也没有想到，有一次三二零到河滩总厂，出事儿了。

    红新卫和三二零的队伍在总厂关大楼门前相遇，谁也不肯让路。于是，两边队伍对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