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思想的“巧伪”，庄子向来是抵制的，因为那是“虚伪”的，不真实的。

    但今日，他的弟子蒙仲却提出了一个伪勇的概念，借寓言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伪勇’在某些情况下与真正的勇敢并无太大差别的观点，这让庄子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按照蒙仲在那则寓言中所的，倘若那名薛人“顺从懦弱本性”，那名商人就会被贼子所害——引申下来即是“弱者因为懦弱而助涨世间之恶”，这并不会使世道变得更好。

    但是

    庄子皱着眉头，提笔在一块竹牌上写下几个字：儒家多妄言，惑人非道。

    见此，蒙仲委婉地道：“夫子，我以为世上万物都有‘阴阳’两面，凡事亦有正反利弊，儒家思想虽‘巧伪’，用仁义礼德迷惑世人，但未必没有可取之处。昔日郑国有一人偷盗宋人之羊，被宋人抓获，相邻皆呼郑人盗羊，难道郑人个个都是盗徒么？恐未必。郑国亦有郑庄公那般的雄主，亦有子产（公孙侨，法家先驱）那般的贤相，且郑国是首创将国法铭刻于铜鼎之上而使国法一目了然的国家。”

    郑庄公

    庄子皱着眉头思忖着。

    就像蒙仲所的，凡事皆有正反利弊两面，世人对郑庄公的评价，就很复杂。

    首先，郑庄公是一名开明的雄主，善权术、轻礼义，而更关键的是，他作为周王室册封的卿士——诸侯都是周王室的卿士，却对周王室态度不恭，于是周桓王便伙同陈、蔡、虢、卫诸国联合讨伐郑国，没想到却被郑庄公带着大将祭仲——前文人尽可夫典故其中的人物之一——等人，将周王室的联军击败，使周王室颜面丧尽。

    郑国因此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诸侯国，而郑庄公本人，亦被后世称为春秋时代的霸主。

    正因为郑庄公对周王室不恭，因此儒家弟子很厌恶前者，称郑庄公时当世“礼乐崩坏”的主要祸根之一，而一向对周王室很是恭敬的宋国，也因此与郑国相互看不惯。

    这也是郑国与宋国后来战争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p：到战国时代仍对周王室表示恭顺，且仍维持着朝贺献贡习惯的国家，就只有宋国与鲁国。

    然而，郑国又是首个将国法明确“告知”于民的国家。

    在郑国之前，各国皆有各自的国法用来约束国民，但此时的国法，并不对外公开，倘若有人犯事，可能他到死未必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那条刑法。

    更有甚者，此时的国法已成为权贵倾轧国民、平民的一种段——反正国法不对外公开，我你有罪那你即是有罪。

    因此，当时各国的刑罚都很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郑国的国相子产决定改革，他在郑庄公的支持下，铸造了一只大鼎，将郑国的刑书铸刻在这只青铜鼎上，然后将青铜鼎摆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的百姓都能看到这只刑鼎，看到他郑国的刑书。

    此后，郑人都了解了本国的法律，趋利避害，而郑国的权贵也不敢再借刑法之便倾轧平民，于是郑国因此而变得强大。二十年后，晋国亦开始效仿，赵鞅与荀寅把范宣子制成的刑书也铸刻在刑鼎上，将本国的刑书公布于众。

    对于这两件事，世人的看法评价亦大不相同，道家、法家都很支持，但儒家的圣贤孔子却竭力反对。

    在当时亦是大国的晋国亦推出了刑鼎后，崇尚礼治、厌恶郑庄公的孔子很不高兴地对弟子：晋国大概要因此灭亡了，国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这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然而，晋国并没有因为这个刑鼎而灭亡，甚至于，后来各国陆续效仿，终于使原本秘而不宣的刑书，公布于众，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一部分人借刑书而使自己获利。p：所以“子产”是法家先驱，他在当时仍然崇尚“礼治”的时代，冒着极大风险推出了这项改革。

    “这位郑庄公，夫子如何评价呢？”蒙仲询问庄子道。

    庄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必须承认，郑庄公是一位褒贬皆有的雄主，他耍段杀死起初就关系不好的弟弟郑段（即叔段）。

    郑庄公与郑段乃是亲兄弟，母亲皆是武姜，区别在于武姜生郑庄公时难产，经历万般痛苦才将其生下，而生郑段时则是顺产。

    是故，武姜偏爱儿子郑段，而讨厌郑庄公。

    而郑段呢，仗着母亲的疼爱，在国内横行无忌，让郑庄公很是不喜，想杀掉弟弟甚至是母亲，却又唯恐遭到世俗的职责，于是想出一个计策，既放任弟弟郑段，让后者因此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跋扈，最终，郑段与母亲武姜联合，试图内应外合杀掉郑庄公，夺取郑国的君位。

    就这样，郑庄公名正言顺地用讨逆的大义杀死了弟弟郑段，还驱逐了他的母亲武姜，立下不至黄泉、毋相见也的誓言。p：然而过了几年后，郑庄公实在思念母亲，又碍于自己的誓言，于是就挖了一条地道，在地下（黄泉）与母亲相见，这即黄泉相见这个典故的由来。

    耍段杀弟逐母，此事尽显郑庄公的枭雄本色，但在治理国家方面，郑庄公却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当时非常强大，不怵晋、楚。

    这样一位雄主，若单纯用“善、恶”或者“好与不好”在评价，就未免会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认为亦不能单纯就定为“惑世妄言”。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认为“礼制至上”，甚至于孔子曾经还包庇了弟子曾参。

    这件事的起因，是曾参的父亲曾占。

    某日，据有乡人的一只羊跑到曾占的家院前，被曾占捉起来宰杀吃了，而其子曾参没有举报。

    后来叶公——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便就这件事对孔子道：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亲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

    孔子就回答道：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儒家思想“崇尚礼制”，就到这种地步，也难怪道家会指责儒家“巧伪”，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后来孔子的弟子子夏道：大德不逾闲、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风格，儒家一向认为，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应当顾全大局，而不必执着于细节。

    但孔子时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对学的态度，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乎，但学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时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学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学，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用！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国、用在治人。

    到治国、治人，应当首推道家的治国之道，在治国方面，从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确地指出了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策略，以劝诫各国的君主。

    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顺应自然，不要做多余的事。

    比如，在四五月本应该做农事的时节，君主不要因为与他国开战而耽误了国民的农事。

    关于这一点，孟子也过类似的话：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其中的勿夺其时，就是告诫君主顺应自然——该让农民种地的时候就让农民种地，不要做多余的事。

    除此之外，还可以延伸到对待国民的态度，总而言之就是，国民想要去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君主不要“额外”——即除了刑书以外——去约束他们。

    而无不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同样也是指去做顺应自然、顺应天道该做的事。

    这方面体现在哪里呢？

    打个比方，国内发生天灾，务农的国民因此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开仓救济国民，而不是违背天意，继续向国民征收田税。

    延伸下来，还有想办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这类的。

    君主无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无不为（多做些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的事），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国思想。

    而相比较道家的治国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显得格外的“不亲和”。

    在这方面，道家的主张就是自我约束与自我提高，道家认为，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么这个世道就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比如儒家仁义礼数的束缚，以及法家刑法的约束。

    但遗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这样的觉悟。

    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也是它被称赞的地方：道家思想只主张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却并不会像儒家、法家一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难在像当代这种道亏之世有所作为。

    “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道。

    听闻此言，庄子带着惊讶看向蒙仲。

    因为蒙仲的这个观点，与他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