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春天来得迟，走的却早。春末夏初的某个礼拜，施瓦伯格前往斯图加特出差。只是一件事，他很快就应付完了，然后谢绝了午餐的邀请，因为他来斯图加特当然有其他目的。

    斯图加特也是座大城市，但与慕尼黑风格有所不同。施瓦伯格觉得他已经喜欢上了慕尼黑，算购置房产。昆尼西是慕尼黑本地人，幸运儿拥有一栋房子。施瓦伯格问过他几次，昆尼西只是，“离公司近就很好。”

    “你这是敷衍我吗？”施瓦伯格笑道，“离公司近，那总有好的位置和差的位置吧？”

    “慕尼黑哪里都很好。”本地人如是，表情严肃。

    “那你家附近呢？”

    “……”

    招惹昆尼西真的非常有趣。这位金发碧眼的工程师在逼问之下，经常露出一种茫然无措的苦恼表情。“我家……离公司比较远。”他带着苦恼筹措言辞，“您会……很辛苦……”

    辛苦吗？施瓦伯格不认为工作等于辛苦。他喜欢工作，工作就是战斗。少年时他与自己的兄弟战斗，后来他与苏联人战斗，现在他依然战斗——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昆尼西就缺乏这种斗志。他没有远大理想，毫无追求，满足于做一名工程师。越幸福的孩子长大越容易变成废物，因为他们压根没遇到过挫折，一有风吹草动就怕的躲在家里做妈妈翅膀下的乖宝宝。昆尼西当然是妈妈的乖宝宝了……

    “真奇怪，你居然躲到1944年。”上个礼拜，施瓦伯格把昆尼西叫去，询问“技术问题”。他让秘书准备了那种奢侈的巧克力蛋糕，要知道，一般的德国人甜食可不会吃那么精致。昆尼西盯着黑森林蛋糕上的巧克力屑，耳垂通红，低声，“我在上学。”

    “我在1938年来过慕尼黑，”施瓦伯格不怎么吃甜食，也不爱往咖啡里加糖，“参加活动——唔，那时你在念中学？”

    “是的。”

    “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来参加……不过我猜你肯定没去吧？”

    “您还有其他技术问题吗？”昆尼西加重了“技术”这个词的发音，“如果没有——”

    “卡尔，现在是下午茶时间，”施瓦伯格笑容可掬，“吃块蛋糕不会耽误你去车间，再了，你不是容易低血糖吗？中午你就吃了几口沙拉。”

    昆尼西坐立不安，但吃相依旧文雅。“念大学当然不错啦，我没念过大学，”施瓦伯格，“我中学时成绩还得过去。但我们家族的孩子很少会去上大学，”他想起那几位面目模糊的兄弟，嘴角凝结出一个微笑，“其他人都去读正经军校。我么，我选的学校……我父亲了我好几次。不过，1944年？实在太晚了吧？你家里就你一个孩子？”

    “我还有个妹妹。”

    “哦，妹妹。妹妹比兄弟好，相信我。”施瓦伯格看着昆尼西挖下一块蛋糕，“我明白了，的确是，家里就你一个男孩，没错，符合规定，你父母肯定为你提出申请了。”

    “我母亲。”昆尼西吃下了最后一点蛋糕，“她为我做了很多事——我吃完了，谢谢。您还要问什么技术问题吗？没有的话——”

    母亲，施瓦伯格反复咀嚼这个词。母亲，多棒啊，一位的德国母亲，拥有金色的头发，蓝眼睛，面颊红润，热爱家庭和孩子。天空飘着细细的雨丝，他拉下帽子，沿着街边行走。昆尼西完全不明白他获得过什么，母亲，血统纯正的德国女人，为他的儿子带来光荣……

    当然，他不必明白。幸运儿生来就拥有一切。施瓦伯格抬头看了眼门牌，停下了愤恨的思考。这是栋新建的公寓楼，灰色的外墙令整个建筑物看上去像一个单调乏味的水泥盒子。他走上二楼，一层两家住户，他站在左边的门前，抬起手犹豫着。

    这是塞巴斯蒂安·赫尔曼的住所，巴斯蒂如今沦落到这个地步，栖身于此，工人才会选择的廉价公寓。施瓦伯格把手放到门板上，门后静悄悄的，家里似乎没人。他轻轻敲了几下，等了等，又用力敲了三下，当、当、当——

    果然没有人。施瓦伯格松了口气，同时一阵莫名的苦涩涌了上来。他楼梯间徘徊了几圈，外面的雨下大了，沙沙地敲玻璃。趁着天色还早，他决定回去，结果走到公寓门口，一对夫妇正在收拾伞具。女人抖着伞面上的雨水，男人提着篮子，怀里抱着婴儿和一纸袋面包。他们见有人下来，就让开道路。施瓦伯格一贯对女人和婴儿敬而远之，他皱着眉躲开，那男人突然开口叫道，“阿历克斯！”

    施瓦伯格吃了一惊，借着昏暗的光线看去，塞巴斯蒂安·赫尔曼一脸不解和犹疑，“您是亚历山大·冯·施瓦伯格吗？”

    阿廖沙的脚算是落下了病根，矿上的负责厨房的玛莎念念叨叨，“这可不成，一年冻伤了，年年都得冻伤。趁天暖和了赶紧治治……”

    大家都管这老女人叫“玛莎婶婶”。玛莎婶婶其实不到五十岁，眼角堆着皱纹，头发花白。她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女人，有双粗糙的手，系着围裙清洗土豆，干活特别麻利。阿廖沙被伊万诺夫发去厨房讨要甜菜根，一来二去，玛莎婶婶和阿廖沙算是“认识了”。她不像矿上其他苏联人那样仇视德国俘虏，从不会故意把食物倒在地上。经常有看守这么干，为了活命，德国人必须趴在地上争抢那些土豆，很多时候，白水煮的土豆半生不熟，连盐都不放。

    玛莎婶婶让阿廖沙坐在板凳上，脱掉鞋子。她从围裙里拿出一个干瘪的苹果塞给他，然后用粗糙的大手握住阿廖沙的脚揉搓，“你呀，没事儿就要揉揉，不要怕疼。没办法，冬天太冷了……”

    阿廖沙握着那个干瘪的苹果，脚底阵阵发热。不知为什么，他很珍惜这个苹果，也许常年吃不到水果的缘故。“你今年多大啦？哦，二十八？你俄语得可真不赖。我儿子要是活着，也和你差不多大……”玛莎婶婶叹了口气，“哎呀，哎呀，要是他还活着……”

    阿廖沙保留着苹果，一直到苹果彻底丧失水分，成了干巴巴的尸体，才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吃掉了它。他留着苹果核，把种子埋在地里。伊万诺夫从二楼看到了，对此不屑一顾，“白痴，那苹果核早干透了，你做梦呢！”

    正如他所言，苹果种子始终没有发芽。阿廖沙去厨房，总找机会和玛莎婶婶聊两句。玛莎婶婶她年轻时有头金发，眼珠很绿，“伙子们都围着我转，我挑啊，挑啊，谁都看不上，我想，我要嫁个有钱的城里男人……”

    但突然有一天，玛莎婶婶再也不和阿廖沙聊天了。她浑浊的绿眼睛露出鄙夷，像鼻尖上落了苍蝇。“坏种！”她骂道，“你这个坏东西！”

    “你就是个坏东西，”伊万诺夫幸灾乐祸，“玛莎婶婶的儿子就是让SS杀死的。哦，不定是你亲手杀的呢？你好好回忆回忆，是不是杀过一个绿眼睛的苏联公民？”

    阿廖沙被他掐住脖子，一动也不能动，心底隐秘的一丝希望破灭了。俄国人果然都是坏的，他不该妄想。他同时憎恶自己的软弱的动摇，“杀过。”他艰难地，“我杀过，伊万内奇。”

    “到秋天就宰了你。”伊万诺夫，“到时候就吊死你吧！给你妈妈写封信，附上照片——她一定会喜极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