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风吹过大地时，施瓦伯格听到了一个消息，来自克伦茨——他“极有可能”要被派往莫斯科出差。假如成真，不啻为本年度最大的笑话。施瓦伯格毫不犹豫地认定，这是汉斯·阿克曼捣的鬼。如果那混帐能把和女人扯皮的功夫拿出五分之一，不，十分之一用于工作，也不至于弄出那样难看的数字。当然，即便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属实，施瓦伯格也不会拒绝。要是有人认为，去趟苏联就能将他倒，那也实在太过于轻视“达瓦里希”的本事了。

    “我买了几个靠垫。”这天下午，从克伦茨那回来，施瓦伯格神采奕奕，战斗欲令他斗志昂扬，“图案不怎么样。为什么没人设计些既美观又耐用的布料呢？结实的布难看得出奇，稍微花哨些的又特别轻薄，洗几次就不能用了。”

    “仔细挑……还是有的。”

    天气温暖，昆尼西脱掉了羊毛背心，法式衬衫服帖地勾勒出他肩背流畅的线条。眼下注重修饰自己的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男人——越来越少，人们更喜爱选择沉闷低调的款式和颜色。法国人早就把战争的失败抛诸脑后，居然对德国人的穿衣习惯大肆嘲弄。施瓦伯格给植物浇水，“我们不重视生活，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卡尔。”

    “工作很重要。”

    “对，工作非常重要……国家尚在恢复，我们还没到了能自由自在休息的程度。”

    办公桌上摆着一摞信件。几次退信之后，塞巴斯蒂安·赫尔曼似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受欢迎。上个月他最后努力了一次，在电话那边哽咽着，“阿历克斯，对不起，我只是想向你道歉——”

    “什么呢。”施瓦伯格假装轻快，“别胡思乱想了，巴斯蒂。好了，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解决掉一个麻烦真是很愉快。施瓦伯格翻看新来的信件，有一封来自黑森州的韦茨拉尔。他的心脏猛地缩了，来信人是那间养老院的院长。院长写到，奥登瓦尔德夫人在已于三月底去世，感谢他长期以来的资助。因为事出突然，没办法邀请他参加葬礼。尚未用完的款子会原路回原账户。施瓦伯格把信读了几遍，折起来塞进信封。他用手抻平信封，再仔细看了下那个地址，最后将信放进抽屉最下面。

    这天，昆尼西加了两时班。晚餐时间，他坐在食堂角落，沉默而迅速地吃完了冷面包和香肠。施瓦伯格没有再与昆尼西聊天，他在办公室待到十点钟，抽掉了半包烟。

    上次去见奥登瓦尔德夫人是两年半前。那老妇人完全糊涂了，见了他就露出傻乎乎的笑容，拉住他的手不放。“你回来啦，我的埃里希。”黑森口音轻柔而混沌，“坐呀，坐下，亲爱的。你又去哪里玩了？去钓鱼了？傻孩子，林子那么大，你要心脚下……”

    施瓦伯格僵硬地坐在软椅上，养老院的护士给他送来茶和饼干。他们都以为他是奥登瓦尔德夫人的表侄之类的远房亲戚。老妇人的手很热，掌心粗糙，“我给你织了毛衣，你穿上了吗？埃里希，我知道你长大了，爱漂亮，怕被姑娘笑话。但是天气太冷了，你得穿得暖和点儿，不然你会腿疼。”

    她微笑着，蓝眼睛浑浊了，满脸皱纹，头发雪白。她的时光永远停留在三十五年前，埃里希·奥登瓦尔德，她的儿子，活泼的年轻人，刚满十七岁。施瓦伯格1957年找到她时，可怜的爱莎·奥登瓦尔德就已经疯了。1955年，她所有的希望破灭了，从苏联而来的火车没能带回她唯一的儿子。她的丈夫同样死在东线，女儿因营养不良夭折。施瓦伯格在疯人院见到她，她睁着大眼睛，褐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埃里希，”她惊喜地叫道，冲上来抱住施瓦伯格，“我知道你还活着！我亲爱的儿子——”

    施瓦伯格出钱，为她找到这家养老院，算是对那套国防军军服的补偿。他固定给养老院支付一笔款子，写信询问奥登瓦尔德夫人的情况。他不经常去养老院，因为每次见面，这位德意志母亲总是将他误认为早就死去的儿子，给他亲吻和拥抱，而施瓦伯格根本无法招架这份错误热情。

    “你要经常回家来，”上一次分别，奥登瓦尔德夫人这样，“埃里希，多回来探望你的妈妈……我知道你长大了，男孩子长大了，就会害羞，不愿叫妈妈。可我是你的妈妈，我的儿子，你要记得我……”

    “我会的。”施瓦伯格许下诺言。他算去的，可升职、调任，一系列的麻烦事令他无暇分身。回到租住的房子，施瓦伯格坐在餐桌旁，圣母像静静地注视着他。他拿起瓦尔迪摆弄了一会儿，假装对这只狗的耳朵产生兴趣，但很快就将玩偶扔到一旁。香槟和红酒也无法填补他内心怪异的空虚和沮丧，他就像一个失去目标的陀螺，跌跌撞撞地围着餐桌转圈。时钟敲响了十二点的钟声，施瓦伯格颓然地坐下，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走到圣母像前，双膝下跪。

    “万福玛利亚……”

    持续的阴雨令整个城市浸泡在水汽中，玻璃上流淌不断的雨水扭曲了窗外的景色，慕尼黑像是一幅湿淋淋的水彩画。去莫斯科出差只是个传言，施瓦伯格没等来任何通知。他一如既往地工作和加班，晚餐吃冷面包和香肠，在午夜喝一杯酒助眠。

    一个礼拜五的下午，雨停了，金色的阳光自阴云的缝隙间散落。车间里出了点问题，昆尼西被兰德曼“请”去解决，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回来。施瓦伯格开窗户，凉风吹进办公室，昆尼西的金发落在眼前，他仰着脸，手里捏着工作帽，看起来疲惫极了。

    “你要回家吗？”

    昆尼西点点头，施瓦伯格穿上外套，“我送你，正好顺路。”

    慕尼黑好像就没有不堵车的时候。霓虹闪烁，路边的醉鬼拿着酒瓶又蹦又跳。施瓦伯格摸了摸衣兜，掏出几颗糖扔给昆尼西。昆尼西吃下一颗水果硬糖，轻声，“谢谢。”

    “不用客气。”

    沉默。施瓦伯格盯着不远处的红绿灯，他没心思逗弄身边的同性恋了，连绵的春雨和潮湿抽光了他所有的力气。昆尼西剥开第二颗糖，他捏着糖纸，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发出一点声音。

    “您——”

    “别话，”施瓦伯格立刻，“不想话。”

    昆尼西将糖放进嘴里，白皙的手安静地蜷在膝头。

    “我很累。”施瓦伯格目视前方，好像在自言自语，“没问题，我睡一觉就恢复了。”

    昆尼西没发出任何动静，表示赞同的、反对的、或是什么意见。他坐在副驾驶位，夜晚的灯光映照着他的侧脸，睫毛微微抖动。

    施瓦伯格把车开到昆尼西家的路口，在一个可以停车的位置踩下刹车。但昆尼西没有下车，他端坐不动，仿佛睡着了。

    “你想看电影吗？”施瓦伯格突然问，“要是你想的话——”

    “好。”

    他们去看了一部电影，随便买了电影票，坐在观众席边缘。大银幕上，人的缺点被无限放大。施瓦伯格望着演员不断开合的嘴唇，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等他醒来，电影到了尾声。昆尼西拿着爆米花和可乐，看得非常专注。施瓦伯格望着那张雕塑般的脸孔，昆尼西微微转过头，把爆米花递了过去。

    施瓦伯格开着车，将昆尼西送回家。路上依旧没有交谈，到了那个路口，昆尼西解开安全带。施瓦伯格又摸了摸口袋，没有糖块，只有一团纸巾。

    “谢谢。”他。

    “不客气。晚安。”昆尼西开车门，站在路灯下，影子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