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伯格满腔愤怒，他疯狂地咒骂伊万诺夫，那个苏联恶棍，就像千千万万俄罗斯人一样，应该被绞死、被扔进河里淹死、被放逐冰原，被熊生吞活剥……太可恶了，他坐在黑暗中眼眶发热，全身颤抖，咬牙切齿，恨不能重回苏联，将那混蛋用刀剁成碎块。施瓦伯格还清晰地记得伊万诺夫的一切，记得那俄国佬总是恶意地眯起灰眼睛，抓住他用力摆弄，嘴里嘟嘟囔囔地威胁：“等夏天一过，就把你吊在矿坑里——”

    怒火在胸中燃烧，但生活毕竟得过下去。冷静下来之后，施瓦伯格决定结束他可悲的婚姻生活。两个多月的相处中，他发现安娜特就是个普通的女人，温柔就等同于软弱。他会支付给她一笔赔偿，签署协议，按月支付法律认定应当支付的费用。唯一的麻烦是那个丫头伯莎，他名义上的女儿。不知为何，施瓦伯格想起她就觉得不自在。女孩给他的感觉非常熟悉，可他又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他只是有种预感，假如伯莎发现她的“父亲”坚持与母亲离婚，定会闹得不可开交。为了避免纠纷，施瓦伯格花钱给伯莎报了一个在法国举办的夏令营。“你可以好好练练法语，”完美的借口，伯莎高兴得跳起了舞。她从没出过国。“谢谢！”她拎起裙摆，用从电视剧里看来的古代礼节向施瓦伯格道谢，“我太激动了！”

    没几天，伯莎便出发了。施瓦伯格和安娜特将她送去火车站，女孩拎着崭新的行李箱，穿着新裙子和新鞋子，扎着两条麻花辫。因为激动，她整张脸都红透了。“我会给你们写明信片的！”伯莎坐上火车，奋力摆手，用法语叫道，“再见——”

    好的，再见。送走麻烦，施瓦伯格可以大展身手，按计划行事。他带上律师，与安娜特谈判离婚，那可怜的女人似乎早有预料，虽然仍有些不知所措，但她很快恢复了镇静。“非要离婚吗？”她请律师回避，结结巴巴地申辩，“我……其实我……我不在、在乎……”

    “您应该找个适合您的男人。”施瓦伯格回复，他是绝不会讲“对不起”这个单词的，以免被利用。他没有错，错的是伊万诺夫。假设没有那个该死的同性恋俄国佬强奸，他决计不会变成如今的模样。他会是个最正常的男人，拥有一位正常的妻子。安娜特咬住嘴唇，“我只是希望有一位丈夫。”她垂下头，“给伯莎一位父亲。您对她很好。”

    “伯莎是个好姑娘。”施瓦伯格平淡地，“换做其他男人，也会照顾她的。”

    安娜特苦笑了一下，“我倒不是向您诉苦，可……”

    “我会支付给你抚养费用，按照法律的规定。”他忍不住加了一句，“要是伯莎上学需要更多的钱，我可也可以——”

    女人摇了摇头，“谢谢。我看就这样吧。”完，拿起笔在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

    离婚异乎寻常地顺利，虽每月要付出一笔钱，但他重获自由，而且婚前协议令他保住了家族的财富。安娜特没有纠缠他，这让施瓦伯格非常满意。他为安娜特另外租了房子，自己也搬去市区的一处公寓。离婚的文件交了上去，据律师的法，半年内他就能彻底恢复单身的身份。

    但这事没那么轻巧地放过他。八月底，施瓦伯格出差归来。他谈成了一笔大单子，这让他的业绩遥遥领先。他升了职，获得了一间独立办公室，领导一大组人马。那些白痴同事再不情愿，也要见了他毕恭毕敬地称呼“冯·施瓦伯格先生”。这天施瓦伯格正坐在办公桌前研究如何给本季度锦上添花，秘书敲敲门，告诉他，“您女儿在楼下。”

    施瓦伯格没有否认，他知道，如果不下去，伯莎一定会不管不顾地冲上来——他就是知道。伯莎穿着衬衣、毛线背心和长裤，在学校，她总不穿裙子。一见到施瓦伯格，女孩就哭了起来。施瓦伯格领着她去街对面的餐厅，点了下午茶。他看了看时间，圣母玛利亚在上，这可是工作日的下午两点，伯莎明明就该坐在教室里听老师吐沫横飞地胡八道。

    “您为什么不要妈妈和我了？”伯莎抽噎，“因为我表现得不够好吗？”

    “不。”事实上，这女孩表现得够“好”了，甚至好过了头。“你是个好孩子，”施瓦伯格感到一丝尴尬，“不是因为你的原因。我和你妈妈……我们——”

    “你在外面有人了？”伯莎擦了擦眼睛，“对吗？电视剧里都这样演。”

    “你该看点正经东西。”施瓦伯格无奈地挤出一个笑容，“我和你妈妈之间是大人的事，你还，老老实实念书是你唯一的任务。”

    “我想要个爸爸。”

    又来了，又是这句话。施瓦伯格真是想不通，伯莎已经拥有了母亲，何必强求父亲呢？世上绝大多数的父亲，比如霍斯特那个老东西，还有他那些出差就到处嫖娼的男同事（现在他们是下属了），统统该下地狱。“爸爸没什么用处，”他喝了口咖啡，味道不错，“这是我的个人经验。”

    “不！爸爸有用处！我就想要一个爸爸！”伯莎叫道，侍者疑惑地看过来。她擦了把被泪水湿的脸，语无伦次，“你一点都、都不知道没有爸爸我、我过得……同学骂我、骂我是私生子，，我不是我爸爸的女儿……我、我……”

    她悲泣着，双手捂住脸。怎么能不知道呢？“私生子”，这还算是个客气的讲法。“杂种”、“下贱胚”、“畜生”、“猪”……施瓦伯格开着车，想起他的兄长们津津乐道的形容，想起他在学校时同学的冷眼和拳头。他反抗了，成功了，霍斯特在地狱得多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私生子拿到了冯·施瓦伯格家族的继承权。“你是你父亲的女儿，”他，“对付那些混蛋，你要学会用拳头，我不是教过你吗？”

    “没用了。”伯莎摇摇头，鼻音很重，“他们已经知道我失去爸爸了——两次。”

    “父亲真的没有任何用处。”施瓦伯格，“要是你担心钱，这倒不必。我和你妈妈签订了协议，每个月支付给你足够的生活费。你认真读书，考上高中和大学，我还会支付给你学习的费用。要是你能考上大学，唔，柏林大学……我以前想过去柏林大学学习，但没去成。可惜那所学校在民主德国手里。你要是能考上慕尼黑大学，或者慕尼黑工业大学，就算去美因茨也成。好吧，随便你考上什么大学，我答应你，你上学的费用我来支付，可以吗？”

    伯莎擦了好一阵子脸，把脸擦得特别红，“谢谢。但我更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你还会来看我吗？”

    “不会。”施瓦伯格干脆地拒绝。

    “好吧。”伯莎的眼睛停住了，“也对，没错，你又不是我真正的爸爸。”

    施瓦伯格把她送到路口，女孩背着书包下车了，没有道别。从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伯莎。几个月后，在市政厅办理手续时，安娜特有点儿苦恼地告诉施瓦伯格，伯莎决定不考文理中学了。施瓦伯格听了并没有感到太过惊讶。

    1958年，施瓦伯格调任去了另一座城市。他给安娜特写了封信，告知她联系方式——这是必要的，出现任何法律争端都能及时解决。安娜特回了封简短的信，感谢他的负责任的态度。信里提了几句伯莎，那女孩长高了，算去银行或秘书学校就读，尽快就业，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施瓦伯格没有再回信。就这样，每次他调去另外的城市，他都会写封短信通知安娜特；安娜特也会回信，讲几句琐事。伯莎上了银行学校，毕业后去银行当了职员。施瓦伯格为那女孩感到惋惜，但这不关他的事。女孩就是女孩，她实在太软弱了。

    他之后的经历乏善可陈，工作，全是工作。施瓦伯格投入地工作，工作让他忘记过去、获得金钱、赞扬和荣誉。但在工作之余，偶尔想起伯莎，他依旧会升起一些难言的痛苦——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伯莎身上，一些细的地方，他好像看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