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伯格撤销了对迈克尔·费恩斯的指控。一个礼拜后，当他回到办公室恢复工作，昆尼西已经通过调动，回到了原先的部门。伯莎摆在办公桌案头，施瓦伯格摸了摸那些细的叶子，习惯性地看向角落——

    不，他应该习惯。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的几十年他都独自一人。施瓦伯格低下头，从抽屉里拿出咖啡，他必须开始工作了。

    没过多久，圣诞节到了。这个圣诞节，除了商会例行公事的卡片，施瓦伯格头一次收到来自“朋友”的贺卡。昆尼西的贺卡洒满了金粉，如同他本人一样闪闪发亮。例行的祝福语下，昆尼西漂亮流利的字体写了一行字：“祝你快乐”。

    “这可有点难，亲爱的。”施瓦伯格咕哝道。

    昆尼西的贺卡被仔细地夹进了一本巨大的书。1973年，兰德曼退休后，昆尼西并没有接替他的位置。他只愿意负责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却不想带领团队。当年，公司新设计的大厦拔地而起。以施瓦伯格的眼光来看，这栋建筑简直难看得要命，不过绝大多数职员都认为这栋楼“挺不错”。新楼隔开了距离，施瓦伯格此后极少能在食堂遇到昆尼西。偶尔，他去车间的时候，昆尼西也在那，站在一群人中央，聚精会神地解决“技术性缺陷”。感受到施瓦伯格的目光，昆尼西会抬起头，转过脸来，向他微微一笑。

    工作，工作，工作，无穷无尽的工作。夏天来了，又走了。施瓦伯格没去旅行，工作是唯一的选择。八月末的某日，漫长的加班结束了，他喝了点酒，自娱自乐地庆祝。醉醺醺走到家门口时，月亮挂在半空。他走错了门，又折返回来。一个女孩坐在路边，抱着膝盖，见到他便叫道：“不高兴先生！”

    “去你的！”施瓦伯格斥责，看了看手表，“伯莎，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不叫伯莎，”女孩，也就是平日在街上跑来跑去的那个野丫头，有些不悦地嘟起嘴，“我叫娜塔莎。”

    “所有女孩都叫伯莎。”施瓦伯格觉得天旋地转，他喝得太多了，方才差点将车撞上消防栓，“十点半了，回你的家去。”

    “我可以在你家住一晚吗？”野丫头娜塔莎问，“我不想回家。”

    “不行。”施瓦伯格捏了捏眉心，“赶紧滚，不然我就叫警察。”

    “明天我就要去别的地方了。”

    “搬家很正常。”

    “我爸爸妈妈离婚了，这也很正常吗？”

    施瓦伯格抬起头，野丫头正盯着他看。“很正常，”他，“我就离过婚，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我来，问题很大。”女孩净挑大字眼讲，“我要离开我的父亲……离开我的朋友……在新学校，我一定会备受欺凌……”

    “听我，丫头。”施瓦伯格的胃隐隐翻滚，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记得自己就喝了五六杯香槟而已，“一个孩子，尤其是孩子，有妈妈就够了，父亲这种东西，有没有无所谓。”

    “我觉得父亲很重要——我爸爸——”

    “你爸爸要是爱你，就该争取抚养权。”

    野丫头看着施瓦伯格，看了一会儿，突然咧开嘴巴大哭起来。真是麻烦，施瓦伯格可没有随身携带手帕的习惯。今天，他撵走了新来的技术顾问，把那年轻人骂得痛哭流涕。这是第二个被他惹哭的了，脆弱，无用，人类的通病。施瓦伯格狠狠捏了下眉心，“——闭上你的嘴。”

    “我爸爸，我爸爸，”野丫头抽噎，“他不要我了……”

    “那你也不用要他。”施瓦伯格，“我时候没有妈妈，只有爸爸。老实话，我宁肯这个爹早点死了，他就是个罪犯，除了惹是生非没有起过半分作用。”

    “你呢，你你离婚了，你也不要你的孩吗？”

    “当然，记住，男人不需要孩，孩也不需要男人。男人只是为了繁衍，他们没有爱。好好跟着你妈妈生活吧！”

    野丫头坐在原地哭泣，像只在雨水中瑟瑟发抖的动物幼崽。施瓦伯格的酒意在夏夜中蒸腾，他迫切地需要再来两杯酒。野丫头住在斜对面，要是这个东西再胡闹，他就把她拎起来，扔进邻居的花园。就在施瓦伯格酝酿之时，野丫头用手擦干净脸蛋，吸了吸鼻子，“你为什么要和你太太离婚？”

    孩子总有许许多多成年人无法解答的疑问。“没有为什么。”施瓦伯格头疼欲裂，“我就是想离婚。”

    “你不爱你的太太吗？”

    “用‘您’！没礼貌……”

    “好吧，您。您不爱您的太太了吗？”

    “不爱。”

    “您不爱您的孩吗？”

    “不爱。”

    “难怪邻居都您是怪人。”野丫头耸耸肩，坏毛病，准是看电视学来的，“您一天到晚不在家，也不参加邻里互助组织，也不捐款，也不养宠物……也没结婚，没朋友。您真可怕，不高兴先生。”

    “我会吃孩。”施瓦伯格，这一条街都住满了无事忙，他得考虑搬走了，“行了，回家去。”

    野丫头似乎笃定要纠缠到底，又抛出问题，“您爱过什么人吗？”

    这个问题不难解答。“爱过。”施瓦伯格想起昆尼西，“可惜他不爱我。”

    “是她。”野丫头认真地，“您为什么爱她？”

    施瓦伯格才懒得理会人称代词，“他长得很好看，很温柔，工作认真，而且他买的苹果特别甜。”

    真的，昆尼西带来的那纸袋苹果是他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的苹果。他将苹果核放进泥土下，长出了的绿苗。“总而言之，我喜欢他，也许算不上爱情，但我确定我喜欢这个家伙。”

    “那您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

    “因为他和别人结婚了。”

    “哦。”野丫头撅起嘴，“这是错误的，不高兴先生。我爸爸和妈妈天天吵架，就是为了这事。您是个大坏蛋！我必须得回家了。”完，她跳起来，两条歪七扭八的辫子一甩一甩。施瓦伯格目送她走进家门，然后才晃晃悠悠地爬起来。夏天的夜晚非常短暂，他喝了两杯香槟，一下便睡着了。等他睁开眼睛，明亮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到来了。

    时间流逝，有时慢，有时快。这叫相对论，施瓦伯格读过一个无聊的笑话。西伯利亚的十年半，好似永远没个尽头，而1973年开始的十一年，却飞快消逝。1984年底，施瓦伯格退休了。他确定工会将为他的离去开一个盛大的晚会，结束了“达瓦里希”恐怖统治的人们要尽情欢乐。这年圣诞节，昆尼西的圣诞贺卡附带了一封信，简单地表达了对他的祝福。施瓦伯格照例将贺卡和信夹进了那本大书，恶毒地祈愿明年退休的迈克尔·费恩斯赶紧患上老年痴呆症。然后，新年伊始，他就神采奕奕地启程前往某个第三世界国家，作为技术顾问，接手了一间濒临倒闭的工厂。

    这次任期照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年半内，工厂重获新生。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对施瓦伯格的工作大加赞扬，他的名字甚至登上报纸。施瓦伯格读了几遍那条新闻，心满意足地从头版开始阅读。照例就是那几个见鬼的国家，美国、民主德国、苏联……一名苏联来访的技术人员叛逃了，他对此嗤之以鼻。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铁幕另一端的庞大国家似乎正渐渐失去活力。回慕尼黑之后，等待下一次派遣的休息间隙，施瓦伯格甚至装模作样地参加了一个组织，为苏联人募捐黄油和鸡蛋。天知道他有多开心！俄国佬最好统统饿死，这样就能给日益拥挤的地球省下一大片空间。施瓦伯格将报纸放下，突然，一个早已模糊的名字涌上心头——阿列克谢·伊万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