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伯格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1973年，他挤出时间，约整形医生祛除了后腰上那块令人作呕的疤痕。自此以后，噩梦便奇迹般地消失了。伊万诺夫，施瓦伯格默默思索，一定是他最近空闲太多了……他更加积极地参加为苏联人募捐的活动，还缴纳会费，加入球迷协会，去观看拜仁慕尼黑的比赛。但只要停下来，脑子里就会一再蹦出那个该死的名字，仿佛一个重见天日的幽灵，紧紧将他缠绕。

    “我该做点正事。”

    就在这一年夏末，老东家登门拜访，询问施瓦伯格有没有接受返聘的算。他一口答应，精神百倍地开启第二轮，或者是第三轮职业生涯。吸血鬼的回归让工会大感头疼，施瓦伯格半个月内就收到三封投诉信。他才不管这套，工会就是群嗡嗡乱叫的苍蝇，除了煽动工人的情绪外没有半分用处。不过，让他高兴的是，昆尼西送了束花来，香槟色。像上次一样，施瓦伯格将花制作成了标本，配以精致的相框，挂在圣母像旁边。

    但伊万诺夫依旧阴魂不散，施瓦伯格做一些奇怪的梦，梦中他回到了西伯利亚，在那栋楼的二楼房间里写写算算。梦里经常出现一只巨大的白色蝴蝶——要不然就是蛾子，管它呢——围着施瓦伯格的铅笔飞舞。梦的结局无一例外，施瓦伯格毫不犹豫地将蝴蝶死，然后这可恶的昆虫化作一缕烟灰，在清澈的阳光光柱中绕着圈浮动。

    该死的俄国佬，施瓦伯格醒来，习惯性地摸一摸后腰。疤痕没有了，他安下心来。给苏联人募捐的黄油送了出去，施瓦伯格读着社区报的消息，感到幸灾乐祸。最好送不到，他哼着歌儿，黄油是珍贵的食物，怎么可以浪费呢？给俄国人吃就是浪费。报绘声绘色地描述苏联人民的苦难和饥馑，是最好的佐酒佳肴。他反反复复读了许多遍，然后，在酒精的作用下忽然灵光一闪：这些黄油会有一块交到伊万诺夫手里吗？算算年龄，他也差不多要退休了。那个混蛋应该结了婚，猪猡一样下了一窝劣质的崽子。如今崽子长大成人，做父亲的要为猪仔们张罗……哦！套娃！施瓦伯格想起伊万诺夫的套娃家庭，哎呀呀，真棒，伊万诺夫不定都快要饿死了……儿子生多了就会吵闹？祝你生的全是儿子，大的没饭吃，就把的煮了喂给一家人。再没饭吃，就贡献出伊万诺夫，虽他的肉绝对又干又柴，饭反正家庭中并不需要父亲……

    这样一想，施瓦伯格的心情好多了。他把丢掉的俄文拾起来，买了许多俄国。他最喜欢读穷苦农奴的桥段，想象那些遭遇发生在伊万诺夫身上，能让他酣然入梦。新一轮募捐开始了，施瓦伯格甚至堵住昆尼西，请他“捐献”了五十马克。

    “他们的确需要帮助，”昆尼西即将在十月份退休，他看起来还是很好看，头发是一种极浅的金色——香槟色，“阿历克斯，你能这样做，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施瓦伯格询问昆尼西退休后的算。迈克尔·费恩斯天天接送昆尼西，所有人早已见怪不怪。那混蛋美国佬可能永远不会滚回北美农村了，目前仍没有罹患老年痴呆症的迹象，堪称一桩悲剧。而且，在这个懒汉的坏影响下，昆尼西不准备接受聘请去第三世界国家发挥作用，他满含歉意，他只想休息，到处逛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也不错。”施瓦伯格将五十马克塞进钱包。他给募捐组织捐了一百马克，登记了昆尼西的姓名和地址，这样，过不了多久，那位好德国人就会收到一张感谢卡片，并为此热泪盈眶。

    又一批黄油和鸡蛋送去苏联，施瓦伯格读着社区报的报道，想入非非。伊万诺夫，现在想起这个人，他已经能够保持理智。伊万诺夫那种白痴，既不聪明，又缺少勤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烂在西伯利亚，成为森林和草原的养料。插图中，农奴总是有一张苍老的脸。施瓦伯格对着镜子检查自己，他不再年轻，没错，但随着岁月流逝，五官中曾经充斥的斯拉夫特质已然淡化许多。他的眼睛明亮依旧，虽是绿色的……无所谓，施瓦伯格接受了这双绿色的眼睛。毋庸置疑，他就是高贵的日耳曼人。

    十月，昆尼西退休了。施瓦伯格送了花和礼物。不过他不像部门里的老家伙们，一天到晚哀叹“又少了一个”，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十月中旬，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施瓦伯格率领团队参加。新技术日新月异，而昆尼西作为工程师，却早早地回家了。不思进取！施瓦伯格为此深感惋惜。

    苏联派出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施瓦伯格很有兴趣，带着翻译在苏联的展位间流连。重新开始阅读俄语后，他的俄语水平恢复得极快。但他假装一个单词都听不懂，让翻译和那帮垃圾“沟通”。去了几次之后，一个叫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贝科夫的苏联工作人员总是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瞧。终于，在展览会结束的前两天，贝科夫主动搭话了，“您是——”他试探地，用德语，“冯·施瓦伯格先生，您以前到过西伯利亚么？”

    西伯利亚？施瓦伯格量贝科夫，他实在想不起见过这样一个人。西伯利亚的矿上，也没有姓贝科夫的，他每个月都要核对一遍表格，没错，没有这个姓。

    “也许我认错了。”贝科夫结结巴巴地道歉，“对不起，我只是——”

    “该怎么称呼您？”施瓦伯格直接用了俄语。他发走翻译，瞪着贝科夫，“我见过您吗？”

    “您是，您是阿廖沙吗？”贝科夫看看左右，语无伦次，“对不起，要是我认错了……您的眼睛……”

    阿廖沙！如同一道惊雷，施瓦伯格的心脏在雷声轰鸣中剧烈跳动。“我以前……以前就在西伯利亚，”贝科夫，“您很像我时候见过的一个人……他是德国人，在矿场。他会讲、会讲俄语。大家管他叫会计阿廖沙……我家在附近的村里，有时候我跑去矿场院子玩，爬上楼，就看到他在写字……”

    “你的矿场，”施瓦伯格咬牙切齿，“矿场里有个叫阿列克谢·伊万诺夫的人吗？”

    “阿里克！”贝科夫眼睛一亮，“没错，没错。他是矿长，每天穿着靴子去矿里检查，拎着大手电筒。您知道阿里克，那么，您——”

    “我就是。”施瓦伯格避开了那个低贱的俄国名字，同时，兴奋败了震惊和愤怒，渐渐占据上风，“我不记得见过你。”

    “我那时候是个孩子。”贝科夫微笑，露出怀念的神色，“您没怎么变，我记得您的眼睛。绿色的，非常特别的一双眼睛。太神奇了！几十年过去了，没想到居然能遇到您——我记得您离开了，回国了。后来，没有矿石了，矿场的人就撤走了，矿彻底荒废了。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去了列宁格勒。阿列克也去了列宁格勒，他在那过得不错，结婚了，塔季扬娜是位护士。可是，实在太惨了，您不知道，那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意外——阿列克在冬天掉进了涅瓦河，等人们把他捞上来，他早就没了呼吸。塔季扬娜当场晕倒了。可怜的雅各布，尚未出生便失去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