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0——

    梁州日报关于抗日的犀利言论和与世界各大通讯社几乎同步的时事新闻，再加上西安这个地区中心的托举，让这个封闭地区的报名声大振。

    而始作俑者糜腊佳和钟远山，更成为各大报纸和广播电台争抢的香饽饽。

    糜腊佳当然知道这是个难得的机遇，她也想去寻求一个可以更好地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平台，当然最好也是一个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平台。

    而钟远山的心里还是有些纠结的。在他看来，“世道是乱的，人心还是稳点更好些。”

    当前这个平台是适合自己的，当前的自己更愿意全身心的将心智和能量都投入到正在服务的党派和机构中去。

    糜腊佳和香港《民醒报》的联系其实已经有一阵子了，要不是西安方面省报想调她，她还真不好意思跟李尚文社长开口。

    钟远山承担了原来由他和糜腊佳两个人负责的全部工作，包括撰写评论员文章及收听、翻译英语、法语和日语电台中关于中国战场的新闻，为了不让省报直接把他调过去，李尚文社长还答应由钟远山定期为省报撰写相关言论，使得钟远山突然间忙得不可开交。

    刚刚到《民醒报》的时候，糜腊佳并没有直接去香港工作，而是担负起了西安和重庆两地记者站负责人的工作。

    要知道，重庆和西安虽然并不算特别遥远，但隔着大秦岭和大巴山，虽然为了抗战，政府已经全线修通了西安经梁州到成都、重庆的公路，可并没有固定班车往来，糜腊佳要频繁在西安和重庆之间走动还是很难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糜腊佳觉得有必要推荐一名有水平、有能力，又有志于新闻事业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

    本来钟远山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糜腊佳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糜腊佳不好意思挖《梁州日报》的墙角，另一方面钟远山坚持要为自己的党派服务，他完全没有意愿为一个所谓独立的媒体服务。

    糜腊佳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一个个罗列，最后她把视线聚焦在明如星、方芳和秦功璠、秦功珀、夏杏芳这些大学生身上。

    再经过仔细和分析，秦功珀和夏杏芳同自己的弟弟糜佑家已经组织了一个抗日联合体，他们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愿意离开谁。

    秦功璠和野寺姑娘新婚燕尔，他们是否愿意离开杭州不一定，但野寺英松肯定是不会让女儿离开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俩是那里情报工作的核心成员。

    最有可能的就只剩下明如星和方芳了。一方面，随着野寺羽惠死心塌地跟着秦功璠，明如星和方芳的作用虽然仍很重要，但毕竟不是完全离不开。

    另一方面，糜腊佳认为，随着日军继续向西推进，杭州已经失去情报中心的地位，明如星和方芳在那里迟早会暴露。

    如果他们愿意把生意做到西安来，以他们的能力，马上就可以为《民醒报》服务并成为骨干力量。

    糜腊佳回到梁州后，明如月几乎天天可以收到来自冉州的电报，这让糜腊佳非常高兴。

    因为她判断明如星和方芳至少有一个人在冉州。她用了一整天时间起草译制了一封很长的电文，主要是同明如星和方芳商量为《民醒报》服务的事。

    夏杏芳收到电报后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及而糜腊佳知道明大哥他们在冉州呢？

    这让她惊出一身冷汗。至少明，既使破译不了他们与梁州的往来电报，也能从长期的侦听中分析出一些重要的情报。

    明如星和方芳知道糜腊佳的意思后，两个人的想法是不完全一样的。

    明如星的想法是方芳可以预见的。他认为，再观察一下杭州的情报价值，再听听秦功璠的判断和想法。

    如果意见和糜腊佳一致，把生意做到西安去，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可以用几年的时间洗涮「汉奸」的污名，再通过为《民醒报》服务可能还能树立正面现象。

    方芳的想法却只有她自己清楚。她对明如星和糜佑家、秦功珀、夏杏芳、秦若兰：“我的意思是让如星先去西安，我这次返回杭州，要让日本人知道是因为人手和利润的原因，明家才从杭州部分撤离的。

    如果能在撤离前干一票大的，不管暴露不暴露，杭州我们就坚决不干了。即使没有暴露，杭州的情报，也可以让秦功璠和野寺姑娘继续干。”

    明如星不知道方芳所的「干一票大的」具体是什么，但他非常担心妻子的安全，一再提醒她，和日本斗，目前情况下斗的是智慧，斗的是谋略，不到战略大反攻阶段，不宜和他们死磕。

    方芳当然有她的智慧。就在去年，她听了日本军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节日叫「文化节」，而这一天恰好是日本明治天皇的生日。

    因此，坊间也把那个节日叫「天皇节」。因为是新设立的节日，许多机构和人都不知道，第一次的庆祝活动并不是特别热烈，听，官方还对一些地方和机构提出了批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庆祝活动应该是有一定规模的。

    方芳认为，这个有一定规模的「天皇节」是可以利用的。

    权衡良久，他们决定先给糜腊佳回电，原则上答应下来。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去，怎样把生意和工作结合起来，明如星还是想等妻子从杭州回来再最后决定。

    收到回电的糜腊佳知道了明如星答应和方芳及冉州的其他几个人仔细研究一下她的建议和邀约，当然非常高兴。

    她复电建议，如果明如星答应到西安的话，可先到梁州来一趟，具体商议一下在西安做生意的细节，毕竟父亲和传家哥哥对这边的市场更熟悉一些。

    方芳是着急回杭州的，明如星和父母商量后，将明家在杭州的房地契和营业执照完全交给了妻子，并书面授权她全权处置。

    临行前，她趁明如星外出办事的机会给夏杏芳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并再三叮嘱夏杏芳，此信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而且只能在11月5日开。提前开可能要坏事，晚了可能会误事。

    一起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情报工作，夏杏芳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

    糜佑家是最纠结的。他是这些志同道合者中间最了解日本鬼子的本来面目的，他感受到的危险性和紧迫感是无法表达的。

    出来吧，有妈妈、有妻子和那些关心他们的人，他不忍心让他们太担心。

    不吧，危险真的到来怎么办？他现在更理解父亲当初为什么要把那些需要人保护、不能直接参与抗战的人迁移到梁州去了。

    现在，日本人已经把他们的生存空间、生意空间和战斗空间压缩的非常有限了，他们与鬼子战斗的选项越来越少了，他真希望包括妈妈在内的人能离开的都离开，好让他们放开手脚。

    对于明如星和方芳、秦功璠和野寺羽惠，他的意思也是能撤离就不要在杭州呆着了，现在秦功珀和夏杏芳提供的信息、他们遍布整个皖南地区的眼线发现的线索，已经满足他们这股规模抵抗力量的情报需求了。

    虽然他们提供的有的情报，对政府军的行动也起到了不的作用。

    但是，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与危险程度比较起来，性价比太低了。

    在整个协商过程中，他几乎赞同所有算离开的想法和做法。

    糜腊佳当然知道放弃糜家在冉州的一切已经不是糜家自己的事了，自己的弟弟糜佑家已经不是为了生存和生意留在那里了，茶花妈妈已经不是单纯为了照顾儿子和媳妇才留在那里，他们的留下已经有了一种指标性的意义。

    而且，从重要性和迫切性上看，冉州和杭州那边所有的事务都要比自己的事要重要得多、迫切得多。

    因此，她心里特别清楚，一切以弟弟他们最后的决定为决定。

    当前，她只能自己先尽最大努力应付《民醒报》交给的任务，她不想随便找个人来协助完成这个有一定难度的工作。

    对于《民醒报》，重庆的新闻地位肯定比西安重要得多，糜腊佳在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重庆。

    《民醒报》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情感纠葛是复杂的。创刊初期，与国民党的前身「光复会」、「同盟会」因为价值观的趋同，有过良好的合作。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只是当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民醒报》秉持「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的原则，明确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与国民政府间有了不愉快的经历。

    当下，糜腊佳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重庆的党政军和新闻主管部门之间充当客，允许《民醒报》在非日军占领区公开设立记者站，并允许记者开展正常的采访活动。

    这些年，该报的记者一直在包括日本占领区在内的整个大陆活动着，但毕竟还是不太方便。

    自从大陆几个地方的《民醒报》被迫停刊，有识之士在香港重开《民醒报》后，他们记者的活动还是没有名分的。

    糜腊佳之所以能以《民醒报》地区主任的身份公开在重庆和西安活动，主要得益于她在《梁州日报》上的杰出表现和《民醒报》一直以来用事实话、为正义声张的态度。

    可以，无论是在新闻界，还是在党政军各界，只要报出糜腊佳的名号，只要是《民醒报》的主任记者，大家都是要给些面子的，虽然有的是表面上的。

    《民醒报》的文字消息主要是以电报的形式从全国各地，甚至是从世界各地传到香港的。

    可是，图片就很麻烦。虽然传真已经在范围使用，可传输质量差强人意。

    后来，日本人沿海上快速向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推进，使整个东部地区向香港传送新闻稿件和新闻图片变得异常困难，极大地延缓了《民醒报》的时效，压缩了稿源范围。

    一时间，《民醒报》的质量受到较大影响。因此，糜腊佳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驻地的重大新闻能及时传给报社，如果能抓到反映日军暴行的新闻，特别是更有现场感、更具震撼力的图片新闻，一方面能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扩大报纸的影响力。

    基于这样的判断，糜腊佳一面动用一切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挖掘稿源，一面想办法让《民醒报》自己做些改变来适应当前的形势。

    改变有时候也叫创新，但无论如何改变、如何创新，都是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她首先要考虑的是改变的必要性，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改变的可能性。

    在对《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的走访中，在与广大新闻战线同僚的交流中，在对一切可以得到的世界知名平面媒体的研究中，糜腊佳向《民醒报》香港总部提出了办地方版《民醒报》的建议，并提出首先可以在陪都重庆出版《民醒报》重庆版。

    在正式的报告中，糜腊佳详细阐述了办渝版《民醒报》的必要性。

    在糜腊佳看来，重庆作为中华民国的战时实际首都，自然不缺新闻。

    同时，也是各新闻媒体争相抢占的新闻发生地、发布地。《民醒报》要想博读者的眼球，要想占据中国新闻的制高点，当然不能缺席重庆。

    同时，在重庆直接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报纸时效性差、影响力不断式微的倾向，也可以增加对政府和其他云集于此的各党派的影响力。

    港版、渝版《民醒报》的同时发行，一时间使《民醒报》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成为中文报纸的执牛耳者，国内其他报纸难望其项背。

    当然，也使得糜腊佳在新闻界，甚至在政界进一步声名鹊起。

    图片传输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在技术上真正解决。但由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糜腊佳开始通过军队公务机、政府专机和各界、各地往来重庆的人士间接充当了《民醒报》的信息员，使得他们的图片质量较其他报纸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也让许多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和市民成为《民醒报》的读者，很快《民醒报》竟然成为可以挣钱的报纸。

    糜腊佳对报纸的财务状况当然是关心的。不过，她最关心的仍然是报纸的影响力，她开始调整办报思路，把过去只关心、关注政治、军事逐步调整为政治、军事、经济、民生和文学、艺术相结合的，甚至在报纸上对传统名著和非常吸引人的刚刚兴起的武侠进行连载。

    一时间，重庆、香港洛阳纸贵，许多报亭前每天一大清早出现了排队购买《民醒报》的情形。

    糜腊佳成了新闻界和政界，包括文学艺术界的香饽饽，当然也成了日本人和亲日媒体的眼中钉、肉中刺。

    偶尔会有消息称，日本特务已经把她同党政军高层的某些人士一起，列在死亡名单上。

    就连一些价值观相同、政见一致的媒体也对她或多或少有了些嫉妒，甚至是恨。

    ——一二一——

    秦功璠和野寺羽惠是以两个人的属相不宜在这个时候结婚为理由来推脱婚礼庆典仪式的。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面前，谁也不敢不抱持敬畏之心。秦功璠和野寺姑娘这事，最后是由糜佑家妈妈茶花出面，请了一个非常痛恨日本鬼子的风水先生来办的。

    风水先生在一沓黄标纸上，鬼画桃符式地画了很多谁也看不懂的图案，图上会不经意地出现秦功璠和野寺羽惠的名字，会出现许多牛鬼蛇神的面孔，还有许多朱批的「OO」、「XX」，最后的结论是“宜婚配，不宜大操大办。”

    虽然父亲野寺英松不太高兴，但一想到事关女儿今后的幸福，也不好强行安排婚礼仪式。

    秦家的客人是在糜佑家舅舅家接待的。把大队的亲朋好友请到远在祁门的茶场去，动静当然也不，既让客人们领会了主人家的热情，也是一种全新的婚庆体验，又成功地躲过了日本人的宣传，还让野寺羽惠感受到了丈夫家的疼爱和实力。

    在杭州，秦家人除了不愿意被日本媒体和亲日媒体利用之外，还是愿意用大把的银子来撑起儿子和媳妇的面子的。

    秦功璠和野寺羽惠差不多用了十天的时间，每天都在有「江南第一楼」之美誉的楼外楼菜馆宴请一桌客人。

    而且，特意把日本客人放在前四天请。前三天受邀日本人的名单完全是按照野寺英松的意思办的，只有第四天是野寺羽惠的闺蜜、朋友和同事。

    后面几天，虽然请的主要是秦家在杭州亲朋好友和生意伙伴，但都一一向野寺英松做了汇报。

    这样的安排让本来不太高兴的野寺英松和日本方面，也挑不出什么理儿来。

    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野寺羽惠是秦家的人了，秦家希望儿媳妇能到秦家来生活，至少可以和儿子独立出来居住。

    野寺英松当然也认为秦功璠是野寺家的人了，他自然不会允许女儿女婿离开这里。

    慢慢地，许多来武馆议事的日本人都不再刻意避讳秦功璠了，特别是他们在为各地取得的大胜利、大功绩祝贺、庆功的时候，不仅要让秦功璠知道，更是要让秦功璠参与到他们的各种庆祝活动之中去。

    野寺羽惠知道夫君秦功璠越来越痛苦了，她自己的心里又何尝不是百味杂陈呢？

    自从她确切地知道了「百人斩」、南京大屠杀这些事件的真相，特别是听到发生在丈夫家乡的繁昌县狄港血案、涡阳大屠杀、淮北牛眠村大屠杀和濉溪县渠沟屠杀等一系列暴行后，她决定要做点什么。

    日本人在华国际反战联盟的事，野寺羽惠是从父亲他们在家开会时听的。

    当时研究的是如何搜集一名叫细川健雄的国际反战联盟头目涉嫌反战的情况，及如何对他实施抓捕、遣送等问题。

    野寺羽惠感觉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线索，也可能是她能间接支持中国人民的最有效的突破口。

    野寺羽惠隐约觉得丈夫和明先生、方姐他们在有意识地接近在杭州的日本人不单纯是为了生意，而是有其他目的的。

    虽然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还是算把自己的想法跟丈夫秦功璠君。

    听到生为日本人的妻子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军政府，秦功璠虽然并没有感到特别震惊。

    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和明如星、方芳沟通后再跟野寺羽惠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对妻子：“这正是我特别痛苦的地方。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必须要做点什么。

    可我天天面对的是一个知书达礼、热爱中华文化、同情中国人民、完全没有与中国人为敌的温柔的日本女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的父亲？”

    野寺羽惠当然理解丈夫的心理。早在她决定嫁给功璠君的时候，她就表示过，一旦结婚，就希望加入中国国藉，就希望随夫家改姓秦。

    只是因为秦功璠为了照顾岳父野寺英松的面子才没有同意自己这么做。

    现在不是过多考虑形式上的东西的时候了，她必须要为自己算终生陪伴的人和生活一辈子的第二故乡做点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了。

    秦功璠开诚布公地和明如星、方芳谈了野寺羽惠的想法及自己的分析。

    他认为野寺姑娘是真心实意的，而且铁了心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

    明如星和方芳也认同秦先生的判断。

    到细川健雄明如星似乎想起了什么。经他一提醒，秦功璠：“在冉州时，秦功珀和夏杏芳都提到过一个对秦家人比较友善的日本翻译官叫细川健雄，只是不能确定是否是同一个人。

    这么敏感的事情，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能贸然听的，一不心，不仅可能暴露了自己，也可能害了真正的反战人士。”

    方芳提议：“既然我们相信了野寺姑娘，不妨直接跟她核实一些有关细川健雄的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经过商议，他们决定由方芳和秦功璠一起，来核实这些细节并设法和细川先生联络。

    方芳和秦功璠一起来讨论如何保护细川健雄、如何和他进行合作的时候，野寺羽惠多少还是有些吃惊的。

    虽然这是印证了她的感觉，但她还是那样警惕地问：“明先生怎么没有一起来？”

    方芳对这个问题是有思想准备的，轻描淡写地了一句：“他就是个经济动物，只管做生意，根本不管什么政治呀、军事呀，这事最好别让他知道了，瞧他那胆怕事的样儿！别让他误了咱们的事。”

    野寺羽惠理了理自己的思路后：“我对细川先生知道的也非常少，只是这一阵子父亲他们总是提到这个人和国际反战联盟，而且是要对他们下手。

    “听他们，细川健雄先生是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在大学时就非常崇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应征入伍时就不愿意参战，是迫于日本国内法律不得不到支那，噢不，到中国战场的。

    现在应该就在杭州周边的某个省的日军司令部担负翻译任务。

    “这个人爱摄影，他拍摄了大量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有的已经交给了在上海和南京、杭州的国际反战联盟成员，有的甚至已经在欧美的主流媒体上曝光了，由此也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的强烈抗议。

    “现在，日本军政府之所以没有抓他，是想通过他，把国际反战联盟在华的组织一网净。

    我的意思是，如果能想办法和细川先生取得联系，我们一方面可以帮他转移部分反映日军暴行的证据，另一方面也可以给他提个醒，让他注意保护自己和他们的组织。”

    方芳对秦功璠和野寺姑娘：“从现在起，你们自己也要特别注意保护自己。日军现在的行动受到了中国军民越来越有效的抵抗，特别是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从日军内部流出，他们一定会进行大清洗的。

    最近，不是特别重要和特别急迫的情报就不要传递了，如果能证实冉州的细川健雄先生就是你父亲他们要抓的人，我们要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冉州去，杭州在军事情报上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我好像听日本军政府在11月份新设立了个什么节日，官方要求要组织庆祝活动？”

    听到这个，野寺羽惠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去年开始，日本政府新设立了一个节日，就是把每年的11月3日定为日本的「文化节」。

    其实，11月3日正是明治天皇的生日。因此，老百姓也把它叫做「明治节」，甚至有人直接叫它「天皇节」。

    “依我看，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当局在讨天皇的好，在某种意义上，是战争内阁从心理上把天后陛下绑架了。

    去年过节之前，政府叫得很厉害，但由于是第一次，无论从活动的规模还是效果上看，军政府都是不满意的。

    可以肯定，今年的天皇节的规模和重视程度一定更高，形式上会更加热闹，官方活动出席的官员层级和人数也会更高更多，是一个很好的搜集情报的时机。”

    秦功璠：“我想起来了，去年杭州的官方庆祝活动就是在岳父大人的武馆里组织的，今年会不会还在这里呢？”

    野寺羽惠想了想：“应该会的。前一阵子我似乎听父亲起过。”

    方芳接过话题：“当前杭州已经被日本人彻底占领，杭州是他们树立的治安模范，也是他们宣扬「大东亚共荣」的典范，他们把这么有政治意义的活动放在这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安徽和浙江南部地区的行动推进的很不顺利，还没有真正让他们觉得安全的地方。

    因此，我的判断是，他们极有可能把皖南和浙南地区的高级官员召到这里来参加庆祝「天皇节」的活动。这的确是个好机会。

    “我的意思是，最近，你们两位把探这方面消息放在第一位，如星过两天要回冉州进货，我随他回去听一下细川先生的情况。

    如果夏杏芳的那个细川先生和野寺姑娘的细川健雄是一个人，我们就多了一个直接的情报来源，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和优势保护细川先生。

    如果在冉州的细川不是我们要找的细川先生，也可以通过他，用别的理由来寻找真正的细川健雄先生。”

    方芳和明如星回冉州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主要目的是和糜佑家、秦功珀、夏杏芳他们商量撤离杭州的事。

    他们知道，日本人已经不把杭州作为这一地区主要的军事据点和政治中心了，已经不是获取情报的最佳选择了。他们想好好利用日军进驻秦府这一有利条件。

    方芳内心里还有个自己的盘算。她想让明如星比自己早一步离开杭州，而且是高调地离开。

    她要利用野寺羽惠的「天皇节」办件大事。只是，这件事情不能把团队里的任何人牵涉进来。

    秦功璠和野寺羽惠是通过父亲让他们预定客栈的档次和房间来判断「文化节」当天来宾的官阶和人数的。

    按照以往的经验，最重要的人物是要住在武馆里的，住不下的高阶官员优先安排在商会会馆和几家大的株式会社里，然后才是离武馆最近的高档客栈等等。

    其他还有一些是帮助预定的，并不帮他们付费，就是些中、低级别的军官了。

    他们多数不是「应邀」来出席的，而是自己争取名额「硬要」来参加的。

    糜佑家和秦功珀他们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明如星和方芳的想象。

    他们的力量已经遍及整个皖南地区，核心是祁门、休宁、歙县一带。

    他们采取的最基本的策略是平时分散居住训练，有事时快速集中，针对股敌人歼灭战。

    每次行动最好不留活口，不留自己队伍的任何物证给敌人，缴获的枪支弹药，立即送到由铁匠和木匠组成的修理队进行改造，绝不原样使用，也绝不马上使用。

    糜佑家作为行动总指挥，秦功珀作为武器装备保障和情报头子，不轻易参加具体行动，确保指挥不断线，运作不混乱。

    日本鬼子当然不知道在他们眼皮低下的两个大商人的底细，时间长了似乎还把他们当成了「合作」的典范。

    方芳要求明如星在这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以便发挥更好的作用。

    听细川健雄身份的事变得非常简单。

    夏杏芳和方芳仔细聊了关于细川先生的事。

    首先是姓名完全吻合，这个细川健雄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的也是中国语言文学，酷爱唐诗宋词。

    平时无论是遂行翻译任务，还是游玩，都喜欢挎着他那架号称第二代佳能照相机。

    特别是每次随长官到日军宣称的「大捷」、「事变」现场，他总是要不顾禁令，随手拍一些照片的。

    而每次当着长官的面，他表现的和其他日军一样兴高采烈，可当他在暗室里冲洗这些照片的时候，总会为中国人民无端蒙受的苦难潸然泪下。

    夏杏芳正是通过几次无意间遇见的这样的情形，知道细川先生的心迹的。

    她开始从日常生活关注这个与其他魔鬼一样的日本兵大不相同的文邹邹的翻译官。

    方芳和明如星商量后认为，他们直接同细川接触的时机并不成熟。

    一方面，作为国际反战联盟成员，他们有他们的行事原则，那就是反对战争，但并不直接参与受害国的抵抗运动。

    另一方面，既然日军内部已经发现他了，跟他接触不仅对他不利，也可能曝露我们自己。

    他们决定还是请夏杏芳以现在的方式与他保持联系，但要把日军内部正在调查他的情况通报给他，提醒他注意自身安全。

    明如星是真的觉得杭州的情报价值不如冉州来的更重要了。

    这样的话，与日本人做生意的初衷完全丧失了，他决定完全从杭州撤离，不再给日本鬼子的「共荣圈」贡献力量了。

    而且，秦功璠已经和野寺建立起了稳定的情报来源，杭州方面真的有什么大的决策或行动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方芳当然是赞同丈夫的基本判断和下一步算的，更支持明如星接受糜腊佳的邀请，只是她觉得11月3号的节日庆典是个做大文章的难得机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服丈夫让自己在杭州再工作一阵子。

    明如星现在回到冉州的地位是挺尴尬的。坊间传他为了挣钱做生意和日本人得火热，他自己不便解释，知道他的人，比如糜佑家、秦功珀他们，又不可能逢人就帮他解释，经过缜密的思考，他决定和方芳一起躲在幕后，在从经济上好好支持糜佑家和秦功珀的同时，当好他们的幕僚。

    夏杏芳现在最急迫地是想找到一个能让细川先生揭露日军暴行的照片发挥作用的渠道。

    本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可以刊登的。但是，越是近的媒体越容易引起日本占领当局对细川先生的怀疑，也更容易逼迫日军狗急跳墙。

    经过反复地斟酌，方芳认为有必要和在媒体工作的糜腊佳和钟远山沟通一下，再做定夺。

    明如月收到方芳发来的电报，首先想到的是《梁州日报》。

    这两年，这张封闭地区的报之所以风生水起，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反日抗日。

    现在如果能把日本反战人士拍自前线的反映日军暴行的图片及时公之于众，一来可以进一步扩大《梁州日报》的影响力，二来可以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

    但是，方芳和明先生提出的保护日本反战人士的问题，是不能得到保证的。

    糜腊佳和钟远山几乎同时想到了香港的《民醒报》。

    糜腊佳认为，从当前全国抗战的态势看，日本不可能如他们所愿在很短时间彻底征服中国，中国军民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将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

    因此，揭露日军暴行的消息也是一个需要长久跟进的事，时效性不是特别重要。

    最重要的是连续性和持续性。只要能不断地揭露日军在中国各地、东亚各国犯下的种种暴行，就一定能够不断激发中国人民、东南亚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热情。

    虽然，将细川健雄先生提供的图片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香港，往往已经是事件暴发很久以后的事了，但这恰好是最能够保护细川先生的办法。

    况且，这也可能成为糜腊佳进入《民醒报》后进一步扩大影响的最有利资源。

    夏杏芳有意无意地和细川健雄聊起日军行动成果，并开始主动学习日语，让作风缜密的细川多少有些警惕起来。

    日军内部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虽然和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平时连一张有字的纸张都见不着，只有报纸是可以随意阅读的。

    报纸大部分都是日文版的，其中也有些日本占领当局办的中文报纸。

    虽然从内容上基本都是鼓吹所谓圣战、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的消息和成果，但也不乏炫耀日军在东亚，特别是中国战场上的「辉煌战绩」的报道。

    夏杏芳知道，这都是战后用来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最有力的证据，也是包括香港《民醒报》在内的中国人自己的媒体从另一个视角解读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有力素材。更重要的是，搜集这些日本人公开的材料既便捷又安全。

    细川健雄也注意到夏杏芳的与众不同。在他看来，中国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激烈反日的，一类是逆来顺受的。而尤其以第二类居多，也就是我们常的「沉默的大多数」。

    激烈反日的这一类人，相当一部分在日本侵入初期就暴露了。

    有的被日本人抓了杀了，有的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有一部分有勇有谋的，则转入地下。

    有的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和日本鬼子周旋，有的找不到志同道合或者不太信任别人的人，则采取「独狼」战术同日本人斗争。

    细川健雄虽然同情沉默的大多数，但他鄙视他们，心眼里瞧不起他们。

    反而是对那些有勇有谋的人，内心里会不时升腾起些许的敬意来。

    他已经从日常的接触中知道了夏杏芳和丈夫秦功珀属于这些有勇有谋人士中核心成员，但他从来没有算告发他们，甚至时不时地会有暗中帮他们一下的冲动。

    夏杏芳当然知道不要去试探细川先生的警惕，更不要试图去拉他完全站在中国人这边。

    他能反对自己的政府行为，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如果要尝试与他的合作的话，从保护他的安全出发，帮助他传递一些证据材料是最好的突破口。

    秦府作为日军的地区司令长官的住地，里面当然会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是女人，这给夏杏芳以学日语和学做日本料理为借口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

    从拿着日文报纸询问，到端着自家的特色吃请她们一起品尝，慢慢拆除她们心里的提防和戒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细川先生也因为内心的痛苦无法排遣，女人们关注的婆婆妈妈的事，也成为他寻求心理安慰的不得已选择。

    一个比别的同胞更了解、理解中国文化的学者，当然能从夏杏芳经常在关键时候冒出的一句别人听不懂的汉语中，体会她对自己的关注甚至是关爱。

    他也开始不冷不热地、有意无意地用中文回应她的好意、传递自己对她的关注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