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蓟州晚报以一民工错将5000元存入捡的银行卡为题报导了阴长生的遭遇。然而，报导刊登后并没有引起丢卡人的注意，阴长生和金叶芳经过几天的东奔西跑，还是没有任何结果，也开始失望了。他们要回老家，可此时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

    阴长生和金叶芳的工友们知道他的遭遇后，都极为同情，大家东拼西凑帮助阴长生和金叶芳两人人凑足了返家的路费。就这样，阴长生和金叶芳两人于一月十二日绝望地离开了蓟州。

    然而，好心的记者沈梦辰并没有放弃要为阴长生找回这笔钱的努力。沈梦辰首先找到了华夏银监会蓟州市银监局，该局的合作处处长和第三处处长向他详细了解了情况后，亲自出马来到农业银行，要求该行协助处理此事，农行方面给沈梦辰提供了丢卡人的身份证号码，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犹如乌云盖顶之中，露出一缕让人惊喜的阳光，让沈梦辰激动不已。

    随后，沈梦辰又找到警方，通过身份证号码查出了丢卡人的姓名和住址，她前后花了差不多十天的时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最终看到了快要胜利的希望。得到这些数据后，沈梦辰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想赶快登报找到丢卡人，而另一方面又担心丢卡人看到报纸后，会不会把钱取走？

    思来想去，沈梦辰认为不能放弃这一线希望，于是，蓟州日报于2月3日公布了丢卡人牛天菱的姓名，请求他与该报社联系。就在见报的当天0时多钟，蜀汉省来蓟州的包工头姚清远看到报导后，立即给记者打去电话，称这个名字与他以前的工地一位民工的名字一样，并主动给沈梦辰提供了牛天菱的最新电话号码。

    一月十三日，当沈梦辰打电话找到牛天菱时，他已经不在蓟州，而是已回到老家蜀汉省蓉城市龙泉经济开发区打工。提起丢卡之事，又引发了牛天菱的伤心回忆：头一年的3月，牛天菱在蓟州市一工地打工时，总包单位劳资部门为他在农行办理了一张储蓄卡。没过多久，一名偷潜入工地宿舍里，将他的钱包偷走了，被偷走的钱包里就装有这张银行卡和500多元现金。因为当时这张卡上只有5元钱，牛天菱就没有到银行去办理挂失或销户续。

    在电话中，沈梦辰确定他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牛天菱，并请他前来蓟州办理取款续。牛天菱先得知此事，一口答应了记者的要求，并且决定三天之后坐火车来蓟州办理。

    一月十七日，阴长生同自己的女朋友金叶芳到达蓟州后，立刻赶往农行。2时30分许，牛天菱将这5万元取出来，如数交到了沈梦辰的中。当阴长生从牛天菱中接过自己的那一万伍千元时，早已泣不成声。牛天菱也是来自蜀汉省农村的农民工，他家里的条件也非常困难。

    牛天菱对蓟州晚报的记者沈梦辰，他很能理解阴长生取不出存款时的心情：“我们都是在外面打工的，赚点钱不容易，一点积蓄全靠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万元对于我们这些农民工来可不是个数目，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要是钱真的找不回来了，这个年该咋过啊？！希望阴长生和金叶芳拿到这笔钱后能过个快乐的春节。”

    金叶芳紧紧地握着沈梦辰的：“我是一个农民工，我代表我们这些农民工谢谢你！咱们蓟州市还是好人多啊！”

    沈梦辰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些日子他真为阴长生捏了把汗。“农民工太不容易了，他们辛辛苦苦挣的钱，如果一下子没有了，该多着急呀！看到他们那么无助，我宁可自己不过春节，也要想办法把农民兄弟的5万元工钱找回来，让他们好好过个年！”沈梦辰动情地。

    最后，阴长生紧紧抱住牛天菱：“兄弟，今生今世注定我俩兄弟的缘分，咱们结拜吧！”金叶芳一见，也赶紧跑过来，不顾忌女人的羞涩和女记者在场，也张开双臂搭在两人肩上，紧紧抱住他俩，激动的沈梦辰以记者特有的敏感性，抓住有利时对这感人的一幕按下了相快门。

    末了，阴长生和金叶芳分别紧紧地握着沈梦辰的左右：“我们是一个农民工，我们代表华夏国所有的农民工谢谢你！咱们蓟州市还是好人多啊！”

    沈梦辰具有新闻采访所有特质，不失时地向三人问道：“明年还来我们蓟州市打工么？”

    “要来！一定要来！”金叶芳和阴长生冲口而出，与此同时，还向牛天菱发出邀请：“牛弟，你也要来蓟州打工，让我们夫妻俩像对亲人一样照顾你，来吧，兄弟，到了这边的工地，我俩就是你兄嫂，理应照顾好你！”

    牛天菱双眼噙泪地应道：“过了年我一定回来！。。。”就这样，牛天菱与来自东北乡下的伙子阴长生和他的未婚对象金叶芳结识了。

    沈梦辰也不失时地展望道：“期待你们三人在工地重逢，在工地愉快工作，友谊开花节节高，绽放出农民工兄弟应有的风采，给我制造下一次采访的会。”

    第二年，牛天菱果真如约回到工地，和阴长生金叶芳一见面就有不完的话，尔后，两个人又在一个班组干活，彼此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好得像亲兄弟。金叶芳经常给牛天菱洗衣服，缝缝补补，三个人亲如足。

    “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只能早年就从农村出来城市打工，努力拼搏了一番却仍然在工地，也没有把远在家乡的父母侍奉好。”阴长生点了支烟，在黑暗中牛天菱看不清他的脸庞，他的烟头在黑夜里显得特别亮眼。他猛吸了一口，慢慢从嘴里吐出，用浓重的东北口音普通话继续把话完，“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让他跟着我们出来一起生活，二老又不愿意，认为进城里连个话的熟人都没有，非常地不习惯。但我知道，二老是舍不得那一亩三分地，和故土难离的那个家。”

    “长生，你是不是很后悔来工地干活？”牛天菱问。

    阴长生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亲昵地拉着牛天菱走楼梯上到工地的楼顶，眺望远处城市的华灯璀璨。然后对牛天菱道：“我们这种既没文化又没技术含量的泥腿子，不进工厂就得来工地搬砖，别无出路，在家种地倒是可以早晚侍奉父母，但庄稼收入不高，除了养活全家之外，没有过多的积蓄，一旦有个大病大灾，不但失去劳动能力，而且家庭马上陷入绝境，要么倾家荡产，要么病着等死。”

    “对，像我们农民一旦老去，生存都堪忧，没社会养老保险也无医疗保险，一切大病准让一家庭陷入债务危之中。”

    “我曾在工地搬过水泥，也在工地烧过氩焊，你看见没有？对面那座大楼的屋顶钢构部分就是我焊接白，我想哪怕再过许多年，我依然能清楚记得。几年前，我在蓟州替人做拉货司的时候，遇见了一位热心肠的老板，几次熟络下来，他看我长得较为诚实可靠，突然对我：‘兄弟，你我相识也是一种缘分，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吃苦，来我的建筑公司帮忙。’大概是老板的热心肠与诚恳的眼神，我答应了他。”

    “呵呵，长生哥，看来你的打工经历挺丰富啊！”

    “是呀，就这样，我辞去了司工作，去了他的建筑工地当民工，搬水泥，抬钢材，刷油漆，打螺丝，焊接钢材等等，一切人们能想象出普通民工应该干的活，我都于过。学习这些基本的工作花了一些时间，其他的民工还在一旁教导我，例如：搬钢材该如何才不会被割到，打铁钉该如何才不会被锤子扎到，烧氩焊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眼睛等等。”

    牛天菱道：“成为一个建筑民工，除了工资稍高一点，工作未必赶得上当司轻松体面。工地的的活儿大多是都是一些枯燥的械流水线工作，不但苦累，时间还长，尤其在夏天，工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烧烤炉，每一个进去工作的人都得抱着被烤熟的心理准备。”

    “嗯，天菱，你的对，单单有心理准备还不够，每个民工还必须头顶戴着安全帽，腿上穿着长裤，像我在烧氩焊时还必须穿着长袖，把裸露的身体包得严严实实来确保自己不会受伤。大多数工地的条件艰苦，许多工地都没有配备电风扇，甚至去到光线不足的地方还必须插上碘钨灯来照明。

    碘钨灯一般功率在一千瓦以上，不仅能发出像太阳那般耀眼的光芒，更能散发出类似出太阳的热度。在一些密不透风的工地和狭窄的房间工作时，持续悬挂高温的碘钨灯来照明，每一个民工在这种环境下只能默默工作，接受煎熬，身体不断往外冒汗。仅仅炎热并不能明工地条件的艰辛，工地伴随炎热的还有各种蚊虫，一些不知名的蚊虫特别喜欢追着人的身体咬，被咬的皮肤不仅痒痒难受，而且还会红肿疼痛。每一个民工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仍然必须专心工作，否则他们就会迎来安全事故。”

    牛天菱附和着：“工作环境艰苦点还能忍受，在工地最恼火的还是安全问题。工地上到处都有无数的标牌与纸条告诉你，注意安全，安全第一，请佩戴安全帽，悬空作业请系上安全带等等，尽管如此，也总有无数的人会受伤。摔伤，撞伤，烫伤，刮伤，触电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对对对，而造成工伤的原因一般来源于马虎大意，偶尔一些细节没有注意到，就会造成连锁的蝴蝶效应。我刚去工地上班的第一天就受伤了，因为自己注意力不够集中才会被其他民工用锋利的铁板刮伤了左腕。虽然只是割破皮伤及了一点血管，但不断溢出的鲜血足以让自己感到害怕。

    工地安全员马上就带着药箱过来帮我包扎，开着车送我去诊所注射了破伤风针。打针水时安全员还在一旁打趣地调侃我：‘你是来赚血汗钱的，光出汗不流血，怎么能叫血汗钱呢？’，

    ‘血汗钱非得流血才显得珍贵吗？’我还苦中作乐地反问了一句。”殷长生一口气地了这么多。

    牛天菱也深有同感地答道：“工地受伤流血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几年前我在工地还见过最惨烈的受伤事件，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炎热下午，有一阵撕裂空气的叫喊声突然从正在运行的各种器中崩裂出来，资历深厚一位工友因为切割操作不当，不慎切断了自己右的两根指。

    当时，所有的人突然停下了中的工作似乎都被眼前悲惨的画面震慑住，只有刚从办公室出来的安全员猛地冲了过去，一边大喊快叫救护车，一边让人拿药箱，直到这时所有人才逐渐恢复了意识。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将近50岁的中年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受伤的工友脸色苍白瘫在地下缩成一团，他用充满青筋又肮脏的左用力地按住受伤的部分，但不断从伤口汹涌喷出的鲜血仿佛淹没了他的一切，面色和嘴唇惨白的如同头顶若隐若现的银丝，带着眼泪的血红眼睛仍不忘看着地面上原本属于自己的指。

    安全员命人赶紧去卖部买来大包的冰块冻住断指，接着他跪在地上用肩膀抬起伤者不断流血的患肢，用衣服塞住他的嘴巴，是怕他咬到舌头，安全员还用扎带扎紧了受伤者的臂，拿着干净的砂布在伤口处止血。

    看似身经百战的安全员正不慌不忙地处理这一切，实际额头上的汗珠却不断出卖着他的镇定，时间不断忘情地流逝，看似充满希望的救护车终于缓缓的驶来，实际上它的声音就像丧钟一样提醒着所有人这并不是梦，而是悲惨的现实。

    失血过多的伤者意识开始逐渐模糊，慢慢停止了嚎叫，医护人员迅速把他放在担架上就往救护车跑去，安全员心翼翼地把冻着断指的冰袋放在救护车上，并陪同受伤者一起上了救护车离开了工地。

    工地项目经理让民工们停下了中的工作，临时召开了紧急会议安抚了工地的所有人的情绪，但一切都于事无补，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项目经理身后，那里有受伤者遗落沾满血迹的衣服，污迹和血迹混成令人感到惊悚的朱红色，一时让人无法分清衣服原本的颜色。最后下班前项目经理独自默默走到车间黑板上写的‘无事故工地4天’，用右擦掉了三位数的粉笔字，填上了让人绝望的数字‘零’。

    第二天上班开早会时，项目经理重新申明了关于操作械的安全问题，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些关于那个受伤工友的情况，幸好在工地进行了急救处理，使得他的指在医院经过三个时的抢救，终于成功地接驳回去，项目经理让工人们不要担心，再一次强调工作时必须时刻注意安全。其实民工们的内心都清楚，受伤者就算接驳把指接驳回去了，他的指也可能不会跟从前那样灵活。但是，从受伤的那天开始，工友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受伤者，听其他的民工他与公司协调，拿了一笔赔偿金，回去了故乡养老去。”

    “这也算重大安全事故，虽人的命保住了，但指可能致残，失去部分劳动能力，就得去政府部门进行伤残鉴定，这对于我们民工来，是个不的打击！”殷长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