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公元043年癸未）一个充满了诸多变数的多事之年。

    泰州海安和如皋县的漕运河流出现了常年不通航的情况，导致很多货物和赋税无法经由河道运到朝廷。

    河道不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轻则影响两岸的经济发展，重则可能发生严重的民变。

    时任制置发运副使的徐的决定把这个情况奏报给朝廷，然后经由朝廷同意之后，再进行疏浚。

    这本来是正常的报告流程，可是徐的却干了一件让人令人惊讶，但又合情合理的事情。

    在诏令还没有下达的时候，徐的就率先征调当地的民夫进行疏浚工作，前前后后一共花费了四百多万，总算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

    朝廷并没有怪罪徐的，反而还觉得他很有主见，于是便加封他为制置发运使。

    这本来是一件不大不的事情，却在后来引起了一个不的轰动。

    刚才我也了，漕运是关于民生经济的一个重要命脉，一旦受阻，必然牵连沿途各路军民的生计，可偏偏在这块区域内就爆发了一场毫无征兆的变故。

    当时的京东安抚司向朝廷汇报了这样一个报告。是在他们当地有一名捉贼虎翼卒，名叫王伦，擅自杀掉了沂州巡检使之后，联合御前忠佐朱进，一起搞起了叛乱。

    捉贼的倒变成了贼，这也真是有点稀罕，那么导致这个情况发生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兵不当，偏要干造反这种掉脑袋的事情，难道这个王伦真的就不怕死吗？

    其实这个问题，在上面我已经做了简单的介绍了，就是因为漕运不通导致，但这个原因还不是最主要的，起码这个原因还不至于把王伦逼上绝路。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天灾，由于连年天灾所致，导致民生困苦，再加上漕运不通，更是让沿途两岸百姓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而王伦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选择扛起了造反的大旗。

    此刻大宋即位的皇帝已经是宋仁宗赵祯，而他对于发生造反这种事情的第一反应，自然也是要剿，所以，他很快便做出了部署安排。

    派遣东头供奉官李沔，左班殿直曹元箉和韩周一同前往剿捕。

    由于王伦的起义规模并不是很大，所以，宋仁宗也没有打算要派什么厉害的人物前去平叛，只是把眼跟前能够用的上的人随便派了几个过去。

    六月十八日，时任知谏院的欧阳修上奏朝廷，阐述了王伦起义的严重性。

    “陛下，近日来四方盗贼频起，皆是因为国家无所防备所致，同时还因官员赏罚不均，沂州贼户王伦狂悖，所经泰州与楚州等地，攻略城池，如入无人之境，各地官员御敌讨贼不利，反倒是各地的巡检和县尉反过来帮着王伦起义军闹事，甚至连衣服，战甲全都拱相送，如此境况，实在是令臣担忧啊。”

    欧阳修的奏表阐述的十分清楚，现在的王伦起义，已经闹到了一个官民相互勾结，朝廷没法治理的地步，到这里，宋仁宗实在是有点坐不住了，随即便询问欧阳修有何破敌秒策。

    “臣以为，逆贼王伦篡逆犯上，所过州县侵夺衣服和战甲，无非是为了闹事，而问题的根源还在官员的身上，对于那些帮着逆贼一同谋反的官员，可勒令停官查办，各地巡检县尉办事不利且从贼的，全都除名发配，以观后效，等到破贼之日，再行宽宥。”

    欧阳修这一番话可是到宋仁宗心坎里去了，对于讨贼这个工作，既不能太过于着急，也不能放任不管，更不能光是讨贼，而不追究一些官员的责任，否则就算是剿灭了王伦，以后指不定还会有张伦，李伦等等各种人起来继续造反闹事。

    既然要剿，那就得先办一些人，这就是欧阳修送给宋仁宗的意见。

    第二天后，时任右正言的余婧便又给宋仁宗上了一封奏表，其观点立场似乎是在力挺欧阳修。

    “陛下，如今地方官员如此懈怠，致使百姓聚集成贼，全都是因为赏罚不公导致，而赏罚不公的原因是什么，还不就是为了矫正之前的弊端，推行新政所致吗？南京这本来是天子的别都，如今却被贼寇占据着，解州，池州造反的人就只有十个，却敢公然入户抢劫，甚至掠夺人口，邓州的逆贼也不过二十多人，但数年都剿灭不了，难道地方的官员不是酒囊饭袋吗？再者如清平军中有兵变当贼的人，有人汇报，军使却反而闭门不出，各顾各的，这难道不是官吏慵懒无为所致吗？如今京东地区闹事，规模大的也就五六十人，的只有二三十人，另外还有桂阳监造反的二百多人，建昌军造反的四百多人，天下处处造反蜂拥，各地巡检不思其职，反而还觉得这是常态，当值的大臣循规蹈矩，知人情却不管法度，如此一来，国家忧患日久而深，况且这些大臣总是认为既然是讨贼不利，顶多也就是罚没钱财，不至于丢官，况且杀敌这种事情是要丢命的，地方为政官员哪个会吝惜几斤铜钱，几月俸禄，谁又愿意冒着丢命的风险去讨贼，综上所述，臣认为大宋的危不在西北，而就在国内，望朝廷能够火速下旨讨逆，追缴被逆贼掠夺而去的兵器，铠甲，连带处罚那些胁从的官员，并将其除名。”

    余婧算是个言官，对于事态的发展，他秉持了和欧阳修一样的态度，但是在奏表里面，似乎还夹带了私货，余婧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对于王伦起义原因的追根溯源，神经多疑的余婧便什么都往新政上面套，把问题的产生全都归结到改革上，实在是有点目的不纯。

    当然，王伦起义和官员不作为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但问题是，什么问题都套用新政就显得有点作秀的目的在里面了。

    不过好在余婧作为一名言官，提的这些建议还都是合理的，因此，宋仁宗便同意了他这个请求。

    再来王伦这边，当欧阳修和余婧给宋仁宗汇报情况的时候，王伦的起义规模已经先后打下了包括泗州，楚州，真州，扬州，泰州，滁州在内的多个州县，势力十分猖獗，气焰十分嚣张。

    在攻打下这么城池之后，王伦渐渐也开始膨胀起来，甚至萌生出了想要独自称帝的想法。

    按照以往历史的发展轨迹来判断，从宣布起义的那一刻开始，任何领导或者是组织都已经开始成为了建制，甚至是奔着改朝换代的方向去发展的。王伦当然也不例外。

    只是按照史书中的记载，王伦的起义没有明确的国号（准确点来，应该是根本就没有），也没有明确的年号，只是拉虎皮，扯大旗的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至于起初的目的是不是为了称帝，我想，连王伦自己可能都没有想过。

    自古以来，称帝就是一个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的决定，这不是菜市场买菜，可以讨价还价，再不济还能落个买卖不成，仁义在。

    称帝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投资，成功了这才叫称帝，要是失败了，这就叫僭越。没办法，历史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成功的人才有资格去编写和创造，失败的人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王伦的起义造反工作显然做得并不够充分，之所以能够闹得如此沸反盈天，还得多亏了各地的官员不作为，所以，起初的王伦，并没有称帝的打算，只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可是随着规模一天天的扩大，王伦的野心也在一点点的膨胀，只要是个有上进心的人，总会要往高处看，既然自己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哪儿还在乎什么灭不灭九族，反正最终都是个死，干嘛不让自己死的壮烈一点呢？

    在野心与**的驱使之下，王伦还是做出了自己最后的决定，他决定要称帝，而且还要把自己的起义部队打造成一支和北宋官军抗衡的标杆部队。

    除了给自己的得力心腹安排官职以外，王伦还把自己的部队打造成了一支旗帜鲜明的造反队伍。

    他在每个起义军士兵的脸上都刻上了六个大字。

    “天降圣捷指挥”。

    如果古代有商标注册这么一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些士兵就是王伦自己的知识产权，是自己努力奋斗之后得到的产物。

    靠上天授予这种荒诞无稽法来博取人们的信任，这本身就是一个谎言，而要想造反成功，最关键的，就是把这个谎言编造的和真的一样，而且是一直编下去。

    王伦起初本打算进攻青州，但因为青州防守严密，无缝可钻，所以只好南下进攻淮南，结果没想到这一战略的改变，无形之中给王伦打开了新的大门。

    时任京东安抚使的陈执中为了稳住自己的乌纱帽，便派都巡检傅永吉联合制置发运使徐的一道，在和州合力围剿王伦。

    当时的王伦已经来到历阳采石矶，甚至他都已经做好要和傅永吉，徐的的人马长期鏖战的准备。

    但是可惜的是，自以为是的态度并不能打赢有备而来的官军。很快王伦便在采石矶之战中败给了傅永吉和徐的，自己也兵败身死，结束了短暂而又失败的起义。随后自己的首级还被历阳的一个名叫张矩的普通老百姓拿去邀功请赏，算是彻底便宜了别人。

    王伦起义从开始到结束，短短两个月就被剿灭，实在是有点太过于仓促，虽然可惜，但却也是咎由自取。

    当然，庆历三年的闹事活动，可并不仅仅只有王伦这么一个刺头，一个月之后，北宋又爆发了一起规模更大的起义，而这一次的起义地点却发生在了一个灾荒更严重的地方。

    商州！